易學人物 《象數易學發展史》林忠軍
孟喜
孟喜，生於漢昭、宣帝之時，約西元前90-前年前後，字長卿。東海蘭陵（今山東蒼山縣西南）人。其父孟卿善治《禮》、《春秋》，後世所傳《後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喜遵父之命習《易》，與施仇、梁丘賀同學于田王孫，為漢代第一位易學家田何的再傳弟子。他自稱得田王之真傳，“師田王孫，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漢書·儒林傳》）。其實，這是孟喜為了假借其老師聲望抬高自己在當時的地位而編造的故事。同門的梁丘賀曾疏通證明之：“田生絕于施仇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同上）孟喜學有師法，這是事實。但他並不是田何的正宗傳人，而是一位叛離儒家師門、敢幹接受異端邪說的易學家。他“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以陰陽災異解說《周易》。正因為如此，起初漢舉博士，“眾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同上）。訖于宣帝時，孟氏易才列於學官，與施仇、梁丘賀並稱漢初三大家，“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同上）從經學言之，他屬今文經派，曾參加過漢宣帝召集的經學討論會，“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于石渠閣。”根據《漢書 ．藝文志》載，著作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氏》六十六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已亡佚。《隋書．經籍志》有“《孟氏易》八卷，殘闕”。清人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有《孟氏章句》一卷，今天我們研究孟喜的易學思想，主要憑藉唐僧一行《卦議》所引孟喜思想。
焦延壽
焦延壽，西漢梁人（今河南省商丘縣南），字贛。家貧賤，因好學而得到梁敬王的資助。學成之後，為郡吏察舉，補小黃令（小黃，為西漢陳留郡之屬縣，今河南蘭考附近）。任職期間，常先知奸邪，而使為盜者不敢輕舉妄動。後因“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被舉薦，升遷外地為官。三老官屬上書挽留，得到批准，並使官職增高。最後死于小黃。于《周易》自稱學于孟喜，其學生京房也認為“延壽易即孟氏學”。而孟喜正傳弟子“瞿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其實，“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托之孟氏，不相與同”。“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以上所引，見《漢書．京房傳》）這些思想後來被其弟子漢代著名易學大師京房繼承和發揮。焦氏的易學著作有《易林》、《易林變占》。《隋書．經籍志》載有焦氏撰《易林》十六卷，梁又本三十二卷。《易林變占》十六卷。《舊唐書．經籍志》載有焦氏《易林》十六卷，《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亦有著錄。今存焦氏著作有《易林》。
京房
西漢兩位京房，于易學皆有研究。一位受學于楊何，官至太中大夫、齊郡太守。其學傳梁丘賀，《漢書．儒林傳》雲：“梁丘賀，字長翁。……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房出為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另一位是西漢今文易、京氏之學創始人。這裏所言的是後者。京房（西元前77-前37年），東郡頓丘（今河南清豐西南）人。字君明，本姓李，好音律，推律自定為京氏。元帝時立為博士，官至魏郡太守。屢次上疏，以卦氣、陰陽災異推論時政，後因劾奏中書令石顯專權，為石氏所忌恨，被捕下獄處死。死時年四十一。于易學師從梁人焦延壽，對《周易》象數多有發明，言納甲、八宮、世應、飛伏、五星四氣等。而且能夠運用象數理論進行占驗。據其弟子說：“房言災異，未嘗不中。”（《漢書．京房傳》）死後，其學傳與東海段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形成了西漢易學中的“京氏之學”。京氏一生撰寫了不少的易學著作，《漢書 ．藝文志》載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而《五行志》又引京房《易傳》、《易占》二書。《隋書·經籍志》載有：《京房周易章句》十卷、《周易錯》八卷、《周易占》十二卷、《周易妖占》十三卷、《周易飛候》、九卷、《周易混沌》四卷、《周易占事》十二卷、《風角五音占》五卷、《周易飛候六日七分》八卷、《周易守林》三卷、《周易集林》十二卷、《周易四時候》四卷、《周易逆刺占災異》十二卷、《周易委化》四卷、《逆刺》一卷、《方正百對》一卷、《晉災異》一卷、《占夢書》三卷等。《唐書·藝文志》載：《京氏章句》十卷、《占候》三十三卷。《經典釋文·序錄》載：《京房章句》十二卷。以上京氏著作大多佚失，今只存《京氏易傳》三卷。“考《漢志》作十一篇、《文獻通考》作四卷，均與此本不同。然《漢志》所載古書卷帙多與今互異，不但此篇，《通考》所謂四卷者，以晁、陳二家書目考之，蓋以《雜占條例》一卷，合于《易傳》三卷，共為四卷，亦不足疑，惟晁氏以《易傳》為即《錯卦》、《雜占條例》為即《逆剌占災異》，則未免臆斷無據耳。”（《四庫提要》）然今存《京氏易傳》與《漢書》所引《易傳》大不相同。前者言與納甲筮法相關的內容，後者言卦氣、災異。故知二者是京氏兩本不同的易著。清人對京氏佚失的書有輯錄。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有《周易京氏章句》一卷，黃奭《漢學堂叢書》、孫堂《漢魏二十一家易注》也有輯錄。
鄭玄
鄭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屬山東）人。世稱“後鄭”，以別于鄭興、鄭眾父子。他一生博學多師，兼通今古文：“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後漢書 ．鄭玄列傳》）在外遊學十餘年，後回鄉裏聚徒講學，其門生“相隨已數百千人”。後因政治上反對宦官專權而被禁錮。自此，他閉門不出，潛心著述，通過注釋、研究諸經和當時流傳下來的歷史文獻，而創立了鄭學。根據《後漢書》記載，鄭玄著作很多，其中有反駁何休而作的《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有弟子撰鄭氏答弟子問五經的《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袷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余萬言”，均佚。清袁鈞《鄭氏佚書》、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有輯本。孔廣森《通德遺書所見錄》、黃奭《高密遺書》也有輯載。據歷代史志記載，其易學著作主要有《周易注》、《易贊》、《易論》、《易緯注》，現存的有《易緯注》，其餘佚失。鄭玄的易學思想主要見於《易緯注及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宋王應麟、清人丁傑、張惠言、等人輯有《周易鄭康成注》、《周易鄭注》、《周易鄭氏注》等書。清惠棟作《易漢學》、張惠言作《周易鄭荀義》對鄭氏易學皆有闡發。通觀鄭氏易學，主要有四方面的內容：爻辰說、禮象說、易數說、易學訓詁。
荀爽
荀爽（128－190），東漢人，字慈明，一名諝。穎川穎陰（今河南許昌）人。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時人稱：“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年拜郎中。獻帝即位，就任平原相，後晉升司空。政治上，因反對宦官專權，而遭黨錮，後又參入謀除董卓之亂。一生對經學皆有著述。據《後漢書．荀爽傳》記載，“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敗可為鑒戒者，謂之《漢語》，又作《公羊問》及《辯讖》，並它所論敘，題為《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缺。”《隋志》有荀氏《周易注》十一卷，新舊《唐志》有荀氏《周易注》十卷，皆佚。其易學思想主要見於李鼎祚《周易集解》所輯荀氏《易注》。清人對荀氏易注多有輯錄。如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有《周易荀氏注》三卷，孫堂《漢魏二十一家易注》輯有荀氏《周易注》一卷。惠棟撰《易漢學》，張惠言撰《周易荀氏九家義》等對荀氏易學皆有闡發。
荀氏易學，就其學派而言，當屬於西漢費直一派。西漢由於官方宣導，學易之風大盛，易學派別林立，《漢書．藝文志》載，西漢主要易學派別，官方有施、孟、梁丘和京廣氏之學，民間有費直、高相兩家。官方四家在東漢趨於衰微，而費氏易逐漸興盛，傳費氏《易》者綿延不絕。《後漢書 ．儒林傳》：“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眾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受鄭玄。玄作《易注》，荀爽以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荀氏雖治費氏《易》，然從其思想淵源看，遠非費氏一家，而是兼收當時各家之說。剖析荀氏易學思想體系，我們可以看到，他一方面繼承了費氏《易》的家法，以十篇之傳文解說經意；另一方面又吸收了西漢以來孟喜、京房等人的易學思想，並在此基礎上，獨闢蹊徑，建構起以乾坤陰陽為骨架的易學思想體系。
虞翻
虞翻（164－232），漢末三國時會稽余姚（今屬浙江）人。字仲翔，他少而好學，有高氣。最初，為會稽太守王朗之功曹，孫策征會稽，王朗敗績，虞氏歸孫策。孫策複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自此，他追隨孫策左右，馳騁疆場。後州舉茂才，漢召為侍御史，因司空曹操舉存而不就。孫策死後，其弟孫權主事，以其為騎都尉。
虞氏性情疏直，多次犯顏諫爭，且性多不協俗，屢使孫權大怒，先後被謫到丹楊涇縣和交州等地。他雖然常有失君臣之禮的行為，然十分注重封建禮教，尤其崇尚一臣不事二君的忠君思想，即使遭他奚落的降將於禁，內心也十分佩服他，魏文帝因此也常為他設坐。
虞氏一生雖處亂世，親自參與了三國爭霸的戰爭，但於學問孜孜以求，從未間斷。特別是晚年在交州期間，講學不倦，門生常數百人。據《三國志》及其注載，虞氏為《老子》、《論語》、《國語》作過訓注，並著《明揚釋宋》。考《隋書經籍志》：“梁有《古文論語》十卷，鄭玄注；又王肅、虞翻、譙周等注《論語》各十卷。”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論語》虞翻注十卷。”此即《論語》訓注。隋唐志著錄，有虞氏《春秋外傳國語注》二十一，此為《國語》訓傳。又隋唐志著錄，並有虞氏《太玄注》十四卷，此即為《易揚釋宋》（揚，揚雄。宋，宋衷）。《經典釋文．敘錄》：“《老子》虞翻注二卷”，《隋書經籍志》著錄相同，此即《老子》訓注。此外，虞氏還為《孝經》、《周易參同契》作過注，唐玄宗禦注《孝經序》雲：“韋昭，王肅先儒之領首。虞翻、劉邵抑次焉。”《經典釋文》卷二載虞注《參同契》雲：“易字從日下月。”即是其證。
虞氏于《周易》造詣最深。這主要得之于世代家傳易學和他本人處戰習易而不輟，博覽眾家之易說。他曾說過：“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為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為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秘說，於經疏闊，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匏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散發被鹿裘，布《易》六爻，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知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引自《虞翻別傳》）以上所言，說明了虞翻易學源于家傳孟氏易及當時諸家易學。也證明了虞氏明學與道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虞氏精通筮法，能夠靈活自如地運用《周易》占斷。據《三國志．吳書．虞翻傳》載，他曾為關羽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他說：“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然如此，孫權曾稱讚他“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裴松之引《虞翻別傳》雲虞翻放棄南方，“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可見虞氏擅長運用《周易》預測。
虞氏的易學代表著作為《易注》。據虞氏本傳稱，此書作成後，曾示于少府孔融等人，且受到了孔融的稱讚。虞氏別傳也明確說，他曾將《易注》獻給當時的統治者。《隋書
．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著錄虞注《周易》九卷，《新唐書．藝文志》、《經典釋文》有虞注《周易》十卷，這是虞氏《易注》。
另外，據唐代史志文獻記載，虞氏還撰有《周易日月變例》六卷，《京氏易律曆注》一卷，《周易集林律曆》一卷等易學著作。以上所列虞氏著作（包括非易學著作）皆亡佚。現存虞氏易注主要見於李鼎祚《周易集解》。清孫堂《漢魏二十一家易注》輯有虞翻《周易注》十卷，《附錄》一卷，黃奭《逸書考》輯有虞翻《周易注》一卷，清惠棟著《易漢學》，張惠言著《周易虞氏義》九卷、《周易虞氏消息》二卷、《虞氏易禮》二卷、《虞氏易事》二卷、《虞氏易候》二卷、《虞氏易言》二卷，曾釗撰《周易虞氏易箋》九卷，方申作《虞氏易象彙編》一卷，紀磊作《虞氏易義補注》一卷、《附錄》一卷、《虞氏易象考正》一卷，胡祥麟撰《虞氏易消息圖說》一卷，李銳作《周易虞氏略例》一卷，民國徐昂撰《周易虞氏學》六卷，對虞氏易學皆有闡發，是研究虞氏易的必備之書。
陸績
陸績（187－219），三國吳郡吳縣（今屬江蘇）人，字公紀。出身官宦世家。考《後漢書．獨行傳》《後漢書．陸康列傳》：陸閎“建武中為尚書令”，其孫陸續“仕郡戶曹史”，後“辟為別駕從事”。陸續生三子，長子稠，廣陵太守；中子逢，樂安太守；少子褒，“力行好學，不慕名，連征不就。”褒子康為廬江太守，陸康少子為陸績。陸績“敦《詩》《書》，長玩《禮》《易》。”（《三國志．陸績傳》）一生博學多識，星曆算數無不該覽。他與當時名士交往甚密，“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同上）。在孫權執政時，“辟為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郁林（今廣西服林縣）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同上）他有躄疾，又志在儒雅，故雖有軍務，卻著述不廢，以“學善政，見稱當時”（《後漢書．陸康列傳》）。自知亡日，仍作辭自悼，死時三十二歲。一生撰寫了不少著作，據《三國志．吳書》記載，曾作《渾天圖》、注《易》及《太平經》。《隋書 ．經籍志》錄有：《周易注》十五卷，《周易日月變例》六卷（與虞翻同撰），《太平經注》十卷。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也錄有：陸績《周易述》十三卷。兩唐志有：陸氏《易注》十三卷。鄭樵《通志 ．藝文略》錄有：《京氏易傳》三卷，陸績注。陳振孫《書錄解題》著錄《京房易傳》三卷、《積算雜占條例》一卷，題雲吳郁林太守陸績公紀注。但是陸氏著作，除了《京氏易傳注》外，其他皆亡佚。明清時對陸氏易注多有輯錄。明姚士麟采李鼎祚《周易集解》、陸德明《經典釋文》所引陸氏易注及陸氏《京房易傳注》，得佚文一百五十餘條，而成《陸氏易解》一卷，清人張惠言、孫堂、馬國翰、黃奭等對姚氏《陸氏易解》皆有增補。張惠言《易義別錄》輯有《周易陸氏》一卷、孫堂《漢魏二十一家易注》輯有《周易述》一卷、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有《周易陸氏述》三卷、黃奭《逸書考》另有《易述》一卷。
陸績的易學由漢代象數易學發展而來。易學發展到西漢，形成了形態各異的易學體系，根據漢《易》方法劃分，主要有六大家：官有施、孟、梁丘、京氏之學，民有費、高之學。東漢在傳授西漢易學基礎上，又多有創新和發展，象數易學趨於完備，並居於顯赫地位，也正因為如此，象數易學否定自身，開始式微。三國之際，長期受象數易學薰陶的陸績，目睹了漢末象數易學由鼎盛和向衰敗轉變，以重振象數易學為己任，毅然選擇了晦澀難解、日趨失傳的象數易學作為自己研究的物件。其中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京氏易學，故他的象數易學思想是主要通過詮釋《京氏易傳》而補充闡發出來。
姚信
姚信，《三國志》、《晉書》未列其傳。其生平事蹟散見於史傳和其他文獻中。陸德明《經典釋文》雲：“姚信，字德佑。”阮孝緒《七錄》稱：“字元直，吳興人，吳太常卿。”他與三國時陸績、陸遜有親戚關係。案《三國志．陸遜傳》：“遜少孤，隨從祖江太守康在官。……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綱紀門戶。”可知陸績是陸遜堂叔，且陸績少於陸遜數歲。而姚信又為陸遜之外甥（《三國志．陸遜傳》，那麼陸績為姚信堂外祖父。姚信在《集》中所稱讚的陸績之女鬱生（見《三國志．陸績傳》注），當為姚信的堂姨母。孫權即位時，姚信為太子孫和之官屬，後太子和被廢，他因親附太子而被流徙在外。孫和之子孫皓繼帝位，追其父孫和為文皇帝 ，姚信被召回，任太常卿，受命孫和之神靈，而倍受尊敬。《三國志．陸遜傳》雲：“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三國志．吳主五子傳》雲：“休薨，皓即阼，其年追諡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令、丞奉守。……寶鼎二年七月，使太守大匠薛羽營立寢堂，號曰清廟。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
姚信師從錢唐范平，研究《墳》《索》。《晉書．范平傳》雲：“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塘人也。平研覽《墳》《索》，遍識百民，姚信、駕邵之徒皆從業。吳時舉茂才，敦悅儒學。”于易學，清儒張惠言疑為虞翻之徒。他說：“其言乾坤致用，卦變旁通，九六上下，則與虞氏之注，若應規矩；元直豈仲翔之徒歟？抑孟氏之傳在吳，元直亦得舊聞歟？異其所傳者止此，無以證之。”（《易義別錄》卷二）張氏根據姚氏易與虞氏易“若應規矩”，推測姚信為虞翻之徒，恐怕難以置信。考姚氏易注，不僅有與虞氏易相同者，而且也有與其他家相同者，如《萃 ．象》雲：“君子以除戎器。”王肅、姚、陸雲：“除猶修治。”（《經典釋義》）《豐》：“亨，王假之。”馬融曰：“假，大也。”（《周易集解》）《大畜》九三：“良馬逐。”鄭本作“逐逐”，姚雲“逐逐”。（《經典釋文》）《明夷》六二雲：“明夷於右。”姚注：“自辰右旋入醜。”（同上）是取京氏易爻辰說。因此單憑姚氏易與虞氏易有相同者說明姚氏為虞氏之徒，證據不足。
姚信生卒年代，因《三國志》未列傳，故亦無法考訂出其準確時間。據臺灣學者簡博賢考證，顧潭坐徒交州，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趾（譚弟承年三十七卒）。是譚卒在赤烏十年（247），年四十二，逆數推之，當生於建安十二年（207）。姚信與二顧並為陸遜外甥，與譚同居選部，《陸遜傳》置姚信于二顧之後則其生年當不早于建安十二年。寶鼎二年（267），姚信乙太奉使迎神，時年六十左右，則卒年又在其後。即姚信當生活在207年至267年這一區間前後。（見《今存三國兩晉經學遺跡考》，三民書局）此考可信。
根據史志記載，姚信易學著作有《周易注》。《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經典釋文．敘錄》皆著錄，並雲“十卷”。阮孝緒《七錄》謂之“十二卷”。此書宋志闕如，恐佚之宋代。清儒有輯本。孫堂《漢魏二十一家易注》輯《周易注》一卷，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周易姚氏義》一卷。易注而外，隋唐志著錄有《士緯》十卷，馬國翰有輯本。晉宋隋書之《天文志》、《御覽》並引姚氏《昕天論》，馬國翰有輯本。《三國志 ．陸績傳》注引姚信《集》之文，《隋書．經籍志》著錄二卷，兩唐志並作十卷。嚴可均有輯本。《隋書．經籍志》著錄姚氏《新書》二卷，兩唐志載《新書》十卷。《藝文類聚》二十三引姚信《戒子》。
翟元
翟元（玄），史志無傳，生平不詳。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曾提到“翟子玄”，言《荀爽九家集注》“其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玄，子玄不詳何人，為《易義》。”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輯有翟元易注。清儒孫堂最先就翟子玄、翟元之名提出質疑：
翟子元《易義》不見於隋唐諸史《經籍志》，其世次亦無考，陸德明序九家姓名列在姚信之後，疑亦魏晉間人，顧《釋文》以為翟子元，《集解》又稱為翟元，一人而兩其名，何與？或雲“元”其名，“子元”其字。陸德明引荀爽京房等八人，不稱字，子元獨稱字，又何說？（《漢魏十十一家易注》）
孫氏之問，發人深省，激發了後學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孫堂之後的易學家張惠言、馬國翰曾就此問題進行發微。張惠言雲：“翟元，蓋即子玄，李書諱玄為元，鄭玄字亦如些。“（《易義別錄》）馬國翰雲：“古人多有名與字同者，如韓伯字康伯之類。或元字子元歟。”張氏、馬氏在此定翟元與翟子元為一人，可以信從。但是，由此而產生另一個問題，即孫氏所謂“陸德明引荀爽、京房等八人不稱字，子元獨稱字，又何說？”尚秉和對此給予否定：“然九家于京房等皆稱其名不應元獨稱其字，似亦不協。”（《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而今人徐芹庭先生則提出了陸氏所引九家，於子元獨稱其字與輯荀氏九家有關。他說：“而於子元稱其字也，乃荀九家者有密切之關係，可斷言也。翟元之易注，既取資于荀爽，面荀九家又以荀爽為主，而收翟元之注於其中。又獨稱其字，是知荀九家之作易者，非翟元之子侄晚輩，即其弟子或再傳弟子也。”（《魏晉七家易學之研究》）以上雖無更多的資證明之，但其推論合乎情理，不失為一家之言。
應當指出，諸家對翟元見仁見智，有一點可以成為定論：陸氏列翟元于姚信之後，是謂翟元為魏晉時人。
翟玄易注早已佚推，今存者多散見於李鼎祚《周易集解》、陸德明《經典釋文》。除此之外，呂祖謙《古易音訓》、李衡《周易義海撮要》、鄭剛中《周易窺余》、熊過《周易象旨決錄》也有徵引。清儒搜集翟氏易注，遂成輯本。在張惠言《易義別錄》、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孫堂《治魏二十一家易注》、黃奭《黃氏逸書考》中皆有翟玄易注輯本。
蜀才
蜀才，史傳無考，年籍未詳。王儉《七志》謂王弼後人，張惠言信從。謝炅、夏侯該雲為譙周。而顏之推、陸德明則以為范長生，顏之推雲：“《易》有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雲王弼後人。謝炅、夏侯該並讀數千卷書，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雲：‘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南方以晉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為偽書，不貴省讀，故不見也。”（《家訓．書證篇》）陸德明雲：“案《蜀李書》雲：姓范，名長生，一名賢。隱居青城山，自號蜀才，李雄以為丞相。”（《經典釋文．序錄》）據近人柯劭忞和今人臺灣學者博賢、徐芹庭等考證，王弼無子，故蜀才不為王弼後人。《三國志》不言譙周有易學之作，故蜀才為譙之說不可信從。筆者又案《經典釋文．序錄》有：《周易》十卷蜀才注，《論語》十卷譙周注，且不言陸德明在兩本書下的注，單就兩本書署名而言，二者使用了兩個完全不同的名字。同一作者在不同書上署不同的名，這在古代很少有，至少在唐以前史志沒有先例，故此兩本書作者非一人，善《易》者即蜀才非譙周。
關於范長生生平事蹟散見於史書及其它文獻中。晉常璩撰《華陽國志》雲：“范賢，名長生，一名延久，又名九重，一曰支，字元壽。涪陵丹輿人。”又有史料記載：范長生，名範寂，字無為，曾事蜀主劉備、劉禪。《方輿勝覽》雲：“范寂，字無為，劉先主時棲止青城山中，以修煉為事，先主征之不起，就封為逍遙公，得長生久視之道，劉禪易其宅為長生觀。列仙傳言，寂得久視之術，年百餘歲，蜀人奉為仙，奉為長生。”又案《晉書．載記》：晉武帝統一三國，傳位於惠帝而天下大亂。永康元年，益州刺史據蜀作亂，為李特所平，但李特亦縱兵大肆殺掠，“是時蜀人危懼，並結屯堡，請命於特。”李特被殺，李流繼位。“涪陵人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尚參軍涪陵徐轝求為汶山太守，欲要結長生等，與尚掎角討流。尚不許，轝怨之，求使江西，遂降於流，說長生等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故流軍複振。”李流死，傳位李雄，李雄篤信術數，求道養志，欲以長生為君而臣之，長生固辭。李雄于永興元年稱成都王，長生自西山乘索輿詣成都，雄迎之於門，執版延坐，拜為丞相，尊曰範賢。光熙元年，在長生勸說下，李雄稱帝，國號大成，改元曰晏平，“加范長生為天地太師，封西山王。”（以上詳見《李特》、《李流》、《李雄》）范長生曾注《周易》，隋唐《志》及《經典釋文》皆著錄：《周易》十卷，蜀才注。《宋史 ．藝文志》已不著錄其書，恐已佚失。清人有輯本，張澍從《經典釋文》和《周易集解》所引蜀才注，輯入《蜀典》之中。馬國翰根據張澍之輯本，加以補正，著錄為一卷，存在《玉函山房輯佚書》中。此外孫堂《漢魏二十一家易注》、張惠言《易義別錄》、黃奭《黃氏逸書考》等皆著錄其注。
幹寶
幹寶，字令升，新蔡（今河南省新蔡縣）人。祖父幹統，為吳奮武將軍，父幹瑩為丹陽丞。幹寶少勤學，博覽群記，以才器召為佐著作郎，又因平定杜弢之亂有功，賜爵關內候。晉元帝即位，未置史官，由中書監王導舉薦，幹寶“始領國史”。“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為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晉書．幹寶傳》）他對史學有研究，著《晉紀》。《晉書》稱：“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文心雕龍》譽“幹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史通》贊“理切而多功”。幹寶“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博采異同，混虛實”，“集古今神祗靈異人物變化”，撰成《搜神記》三十卷，“又為《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及雜文集皆行於世。”（同上）
幹寶于易學造詣極深，《晉書》明言注《周易》。《隋書．經籍志》載有：《周易》十卷，晉散騎常待幹寶注，又《周易爻義》一卷，幹寶撰，梁有《周易宗塗》四卷，幹寶撰。其中《周易宗塗》《隋志》言已佚，兩唐志皆不錄。而《周易注》、《周易爻義》二書，兩唐志皆收錄之。另《經典釋文．序錄》、《宋史．藝文略．經類》及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等也錄《周易注》十卷。又根據《冊府元龜》記載，《周易問難》二卷、《周易玄品》二卷，也為幹寶撰。項皋謨、朱彝尊、馬國翰等人皆信從。然《隋書 ．經籍志》明言《周易問難》二卷王氏撰，《周易元品》二卷不著撰人，故今人臺灣學者黃慶萱等人關於《周易問難》《周易玄品》二書不為幹寶所撰的考證屬實（見《魏晉南北朝易學書考佚》九）。幹寶的易學著作今皆散佚，其《易》注主要散見於唐人李鼎祚的《周易集解》、陸德明《經典釋文》中。後人有輯本，“元時有屠曾者，始輯其佚。明下德間，其孫勳重訂，其書刻在《鹽邑志林》，即今孫堂《漢魏二十一家易注》所據而補訂，武進張惠言梓入《易義別錄》，曆城馬國翰、甘泉黃奭又據而參校習刊之，載《玉函山房輯佚書》、《漢堂叢書》中。孫、馬、黃三家輯本，互有詳略，然馬、黃多者二事，孫多者七事，較其得失，孫本為優”。（尚秉和語，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另外，根據其他典籍記載：幹寶還撰有：《易音》、《毛詩音》、《周官禮注》、《答周官駁難》、《周官音》、《後養議》、《春秋左氏函傳義》、《春秋序論》、《正音》、《立言》等。
盧氏
盧氏，不詳何人，清儒馬國翰據《魏書．盧景裕傳》將盧氏視為盧景裕。盧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北魏范陽涿縣（今河北涿州）人。幼而敏，專經為學，性清靜，淡泊名利。其叔父職居顯要，而盧氏隱居大寧山，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故號為居士。官至中書郎和國子博士。東魏相高歡聞其經明行著，驛馬特徵，使教諸子。盧氏以易學而聞名當時。“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閒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采儼然，風誦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北史．盧景裕傳》）其易學源于鄭易，且有師傳。《北齊書．儒林傳》：“凡是經學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河北講鄭康成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崔瑾。“景裕傳權會，權會傳郭茂，……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故“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北史．盧景裕傳》）就其內容而言，其易注多引漢儒卦變、升降、互體之說。清儒馬國翰雲：“其說易爻用升降，與蜀才略相似，大抵宗荀氏之學者。”據史志記載，其易學著作為《周易注》。《隋書．經籍志》著錄《周易》一帙十卷，而唐志均有：盧氏周易注十卷。馬國翰據李鼎祚《周易集解》及孔穎達《周易正義》輯《周易盧氏注》一卷。除了易學外，盧氏對其他經學也有研究，注過《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他還好佛，“曾寓托僧寺，講聽不已”（《北史．盧景裕傳》），並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希每譯諸經論，輒托景裕為之序雲。”（同上）
根據盧氏散見於《周易集解》中的易注，其象數易學特徵非常突出，特別表現在他對卦變的運用，完全合荀、虞之法。茲從以下三例分析之：
1．注《噬溘．彖》雲：“此本《否》卦。《乾》之九五分降《坤》初，《坤》之初六分升《乾》五，是剛柔分也。”此處升降法是取荀氏之說，按照荀氏之意，一卦之中陰陽兩爻可以升降互換，由此一卦變成另一卦。虞翻崇尚荀學，也取升降言卦變。虞注《噬溘》雲：“《否》五之《坤》初，《坤》初之《否》五，剛柔交，故亨也。”很顯然，關於此卦卦變，盧氏、虞氏儘管在表述上存在一定差別，但其思想完全相同，二者均在說明：《噬嗑》是由《否》而來，即《否》初、五兩爻互換位置而成《噬嗑》。
2．注《渙．彖》雲：“此本《否》卦。《乾》之九四來居《坤》中，剛來成坎，水流而不窮也。《坤》之六二上升《乾》四，柔得位乎外，上承貴王，與上同也。”又注《渙》六四雲：“自二居四，離其群侶，渙其群也。”盧氏這兩段注是言《渙》來自《否》，即《否》二、四兩爻互易而成《渙》。荀注《渙．彖》雲：“謂陽來居二，在《坤》之中，為立廟。”注《渙．象》雲：“陰上至四承五為享帝，陽下至二為立廟也。”虞注《渙》雲：“《否》四之二成坎巽，天地交，故亨也。”從荀、虞注看，也是言《否》二、四兩爻互易而成《渙》。
3．盧注《節．彖》雲：“此本《泰卦》。分《乾》九三升《坤》五，分《坤》六五下處《乾》三，是剛柔分而剛得中也。”此是言《節》自《泰》來，即《泰》三、五兩爻互易而成《節》。虞注《節》雲：“《泰》三之五，天地交也。”其意與盧氏同。
關於盧氏卦變說，只能見到以上這三例。對比盧氏與荀、虞卦變，可知盧氏卦變當本荀、虞無疑。也就是說，盧氏和蜀才一樣，在象數易的卦變說屢遭摧殘之時，仍堅定不移地取卦變說注《易》，這對於卦變說的流傳乃至整個象數易學保存皆有一定的意義。故盧氏的名字在易學史上也與卦變聯繫在一起，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易學家。清儒惠棟曾評價道：“卦變說本於《彖傳》，荀慈明、虞仲翔、姚元直及蜀才、盧氏、侯果等之注詳矣。”（《易漢學》卷八）
這裏需要說明的有兩點：其一，盧氏象數思想不止於卦變，也有消息說、互體說等。以消息說注《易》者，如注《剝》雲：“此本《乾》卦，群陰剝陽，故名為剝也。”此言十二消息卦來自乾坤，坤陰長至乾五為剝。以互體說注《易》者，如注《賁》九三“濡如”雲：“有坎之水以自潤，故曰濡如也。”《賁》二、三、四爻互坎，故言有坎之水以自潤。注《渙》六四“渙有丘”雲：“互體有艮，艮為山丘。”此言《渙》三、四、五爻互艮。其二，盧氏並非完全按照荀、虞用象數釋《易》，也就是說在荀、虞用象數注《易》之處，盧氏常棄之不用。如荀注《需．九五象》用升降說，而盧氏則注之曰：“沈湎則凶，中正則吉。”荀、虞、蜀才等注《訟》取卦變說，而盧氏則注《訟．彖》雲：“險而健者，恒而好爭訟也。”注《訟．初六象》雲：“初欲應四，而二據之， 爭，事不至永，雖有小訟，訟必辯明，故終吉。”盧氏不取卦變說，又根據臺灣學者黃慶萱教授考證，“盧氏注頗有意近王弼，而《伊川易傳》亦多與盧注暗合。”（《魏晉南北朝易學書考佚》二十八）這說明了在玄學易擊之下，象數易在注《易》時所表現出的問題已極為明顯，故一些易學家，包括像傳鄭氏易的盧氏這樣的易學家，在注《易》許多的情況下，也不得不捨棄漢代留傳下來的象數易學，而以玄學易代之。從這裏也看到了象數易學在南北朝時地位大大下降趨於式微。
何妥
何妥，字棲風，西城（城，又作域）人。其父通商入蜀，遂家居郫縣（今四川成都平原中部），事奉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他少機警，八歲游國子學。十七歲以使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為誦書左右。當時他與肖齊名，時人稱“世有兩俊，白楊何妥，青楊肖”。西魏滅梁，何妥入後周，仕為太學博士，封為襄城縣男。至隋統一中國，文帝受禪，升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公。出為龍州刺史，在職三年，以疾請還。何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曾多次參奏身兼數職、受皇上器重的蘇威，斥責蘇夔之短，指陳得失，評論時政損益，故升伊州刺史而未成。尋為國子祭酒，死後諡曰肅。何妥曾為遊學者講學，“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為講說教授之。”（《北史．儒林傳下》）何妥一生著述很多，曾“撰《周易講疏》三卷、（《隋書．何妥傳》及《經籍志》並作“十三卷”，此“三”上當脫“十”字）《孝經義疏》二卷、《莊子義疏》四卷，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同上）其《周易講疏》隋唐志皆有著錄。《隋書．經籍志》載有：《周易講疏》十三卷，注雲：國子祭酒何晏撰。“晏”乃“妥”字之誤。清儒馬國翰考辨雲：“考魏何晏官至吏部尚書，《隋志》集部題魏尚書何晏集十一卷。茲題國子祭酒，乃隋何妥之官號，且書名、卷數，並與妥傳不殊，而次序又在陳周弘正之下，不著代者，以妥為隋人也。《志》偶誤‘妥’為‘晏’。《冊府元龜》遂雲何晏撰《周易私記》二十卷。《周易講疏》十三卷，朱太史彝尊信之，載入《經義考》，輾轉承訛，失而愈遠矣。“（《玉函山房輯佚書．易類》）此書久佚，馬國翰據孔穎達《周易正義》所引“何氏”注及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何妥注輯為一卷。黃奭也據孔、李二書，並參照其他書，輯《何妥周易講疏》，載入《逸書考》中。
但《周易正義》中所引“何氏”是否即是何妥？何晏、何育皆有易注，孔氏未明指其人。清儒馬國翰曾考之雲：“李明標‘何妥’，《正義》稱‘何氏’，其說每與張氏、周氏、褚氏、莊氏並引。莊氏不詳何人，周為周弘正，張為張譏，褚為褚仲都，何知何妥，皆唐近代為講疏者，《正義》亦疏也，故僅題某氏。”（同上）又考《正義》引何氏注，有王弼玄學之特色，又兼取象數易之內容，如何氏注《系辭》雲：“上篇明無，故曰易有太極，太極即無也。”又雲：“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其無也。下篇明幾，從無入有，故雲‘知幾其神乎’。”是以老莊注《易》。注《臨》雲：“從建子陽生至建未為八月。”是取漢儒消息卦注《易》，這與李氏《周易集解》所引何妥注風格基本一致（見下文）。故馬國翰之論可信。
何妥一生行蹤由南朝而遷北朝，後為官于統一隋朝，飽覽了南北之學，故易學思想融合了玄學易和象數易，在其易注中，既有玄學清淡簡明之風，又有漢易古樸重實之氣；既明天道，又明人道，如他關於《文言傳》解說就是例證。何氏認為《文言傳》“潛龍勿用下也”至“飛龍在天，上治也”是謂《文言》第二章，此章是“以人事明之”。何氏于此章皆以堯、舜、文、武之帝王之事闡明人道,他注“潛龍勿用下也”雲：“此第二章以人事明之。當帝舜耕漁之日，卑賤處下，未為時用，故雲下。”注“見龍在天，時舍也”雲：“此夫子洙泗之日，開張業藝教授門徒，自非通舍，孰能如此。”注“終日乾乾，行事也”雲：“此當文王為西伯之時，處人臣之極，必須事上接下，故言行事也。”注“或躍在淵，自試也”雲：“欲進其道猶複疑惑。此當武王觀兵之日，欲以試觀物情也。”注“飛龍在天，上治也”雲：“此當堯舜冕旒之日，以聖德而居高位在上而治民也。”從以上注文看，何氏明人事，無非是運用具體的歷史事實，揭示《文言》中所蘊含的帝王處世治國之道。在他看來，帝王之所以能治國平天下，其關鍵在於審時度勢，即在耕漁之日，卑賤處下；處人臣之極，必須事上接下；而在冕旒之日，當以聖德居高位而治民。這當然還要做到“君臣交感”，“君臣相交感乃可以濟養民也”，（《泰．彖》注）“人志不同必致離散而亂邦國”，（《否．彖》注）其具體的方法“須進善納諫”（《複》上六注）以達到君臣心志相通。若“迷而不復，安可牧民，此行師必敗績矣”。何氏這一套理論，從理論根源上說，明人事則宗王弼，王弼在此節下注雲：“此一章，全以人事明之也。……潛而勿用何乎？必窮處下也；見而在田必以時之，通舍也。以爻為人，以位為時，人不妄動，則時皆可知也。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周可知矣。”（《周易》注）而以全體史實明人事，則啟於幹寶等人。幹寶除了以京氏學注易外，則注重以史實釋《易》。由此可見，何氏以史明人事，顯然是受到玄學易的影響。但何妥與王弼不同的是，還以天道明《易》。
就象數易學而言，何妥在南學盛行之際，崇王學，而又取象數，以象數補王學之不足，重新肯定了象數易的價值。這對鄭學乃至整個象數學的保存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崔憬
崔憬，史傳不載，生平不詳。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多引其注，並對他的某些注有評論，故知崔氏生活在李氏之前。而其易注又引唐孔穎達《周易正義》，知他當生活在孔氏之後，即大約生活在唐朝李鼎祚之前、孔穎達之後。清人馬國翰等人曾就其生平作過說明：
憬，不詳何人，《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俱不載，書亦不傳。惟李鼎祚《集解》引之“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節，憬說述及孔疏，知為唐人，在孔穎達後，又鼎祚雲：“案崔氏探元，病諸先達，及乎自料，未免小疵。”知《探元》為其書名。茲據題焉，《集解》於憬論有所駁斥而採取獨多。蓋其人不墨守輔嗣之注，而于荀、虞、馬、鄭之學，有所窺見，故遺象者，援據為言，第不知唐志何以佚之也。（《玉函山房輯佚書．經編．易類》）
崔氏易學，重易象和易數，不墨守王學，為李氏《集解》多引，據今人潘雨庭先生統計，《周易集解》采崔氏易注二百餘節，僅次於荀爽易注（荀氏三百餘節）（《周易集解纂疏．點校體例》，中華書局，1994年3月）。也就是說，在《周易集解》中，論其集易注的數量，除虞翻和荀爽外，就是崔氏易注。這說明了在孔氏《周易正義》官學統治之下，崔氏易學有獨到之處，或“稱為新義“，為李氏所推崇。其實他所謂的新義，就是在注重玄理的同時，也兼采象數。
崔氏以豐富的易學知識和一個易學家所特有的洞察力，對《周易》這部古老的典籍作了新的闡發。他不趨炎附勢，不為名利所動，敢於以自己的易學“新義”與官學抗衡，表現了他非凡的膽識和高尚的易學情操。具體地說，理論上主張《易》以象為本，象盡意，辭盡言，糾正王弼“忘象”“忘言”說對《系辭》本意的歪曲。注經方法上，發揚漢人易學傳統，凡能用象之處，盡取易象，闡釋易辭。他除了取漢人理論之外，更多地運用《易傳》取象方法注《易》，既彌補了玄學易之不足，又避免了漢人誇大易象的傾向。
侯果
侯果，見於李鼎祚《周易集解》，其生平不詳。據清人馬國翰考證，侯果即侯行果。馬氏雲：“果名于史志無考，惟《唐書．儒學列傳．褚無量傳》雲：‘始，無量與馬懷素為待讀，後秘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十侯行果亦踐其選。’意侯行果即侯果，唐人多以字行，果名而行其字也。”（《玉函山房輯佚書》）關於侯行果，《新唐書》有記載，該書《儒學下．侯行果傳》雲：“行果者，上穀人，曆國子司業，待皇太子讀。卒，贈慶王傅。始行果、會真長樂、馮朝隱同進講，朝隱能推索《老》、《莊》秘義，會真亦善《老子》，每啟篇，先薰盥乃讀。帝曰：‘我欲更求善易者，然無賢行果。’”又《儒學下．康子元傳》雲：“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直學士侯行果薦子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說， ……子元擢累秘書少監、會真四門博士，俄皆兼集賢詩講學士。玄宗將東之太山，說引子元、行果、徐堅、韋綏商裁封禪儀。”從以上記載看，侯行果既是一位深受朝廷器重的官員，又是一位與馮朝隱、會真齊名的當朝大學者，尤精于易學，否則朝廷不會啟用他舉薦善《易》者。
侯果的著作已失。其易注主要散見於李鼎祚《周易集解》中。清儒馬國翰據李氏《周易集解》所引易注，輯《周易侯氏注》三卷，收入《玉函山房輯佚書》中。黃奭除了輯《周易集解》所引易注外，還參照宋代鄭剛中《周易窺余》、李衡《周易義海撮要》、朱震《漢上易傳》，元代吳澄《易纂言》，明代魏睿 《易義古象通》、熊過《周易象旨決錄》等書所引易注，輯成《侯果易注》一冊，收入《黃氏逸書考》中。 ……他在注《易》時，許多地方取鄭學，兼參荀虞之學。 ……侯氏易學除了主象數易學外，還有義理之傾向。 ……單就象數易學而言，雖然侯氏的思想及其運用還沒有超出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說他的象數易學無法與漢儒相提並論，但是在唐代卻舉足輕重。因為唐代以孔穎達注疏的王弼易為官學，明經取士，皆尊為圭臬，士子皆謹守官書，莫敢有異議。在這種情況下，侯氏敢於取象數注《易》，極為可貴，正因為如此，他成為唐代象數易學代表顯赫于當時。關於這一點從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中可以得到證明。李氏在此書中集漢唐易四十家，其中集侯果易百餘節，從數量言之，在四十家中居第四位，這說明了他的象數易學在易學史上、尤其是在唐代佔有重要地位。
李鼎祚
新舊唐書無李鼎祚傳，其生平不詳，先儒多失考。明儒朱睦櫀雲：“鼎祚，資州人，仕唐為秘閣學士，以經術稱于時，及閱唐列傳與蜀志，俱不見其人，豈遺之耶？抑別有所載耶？因附論著於此，以俟博雅者考焉。”（引自《經義考》卷十四）清四庫館臣也雲：“鼎祚，《唐書》無傳，始末未詳。惟據《序》末結銜，知其官為秘書省著作郎。據袁桷《清容居士集》載，資州有鼎祚讀書台，知為資州人耳。朱睦櫀《序》稱為秘閣學士，不知何據也。其時代亦不可考。《舊唐書．經籍志》稱錄開元盛時四部諸書而不載是編。知為天寶以後人矣。”（《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然清劉毓崧撰《通義堂文集》有此書《跋》，作者在《跋》中，依據《周易集解》自序《元和志》、《寰宇記》、《輿地紀勝》、《通志》、《能改齋漫錄》等書對李鼎祚生平仕履作了詳盡考辨。今錄之如下：
新舊《唐書》皆無李鼎祚傳，據《集解》標題，知其為資州人。而蜀中志乘，亦罕見其名氏。今以《自序》及《元和志》、《寰宇記》、《輿地紀勝》，參之《通志》、《能改齋漫錄》等書，其事蹟官階，尚可考見大略。蓋鼎祚兄弟讀書于山上，後人名其地為讀書台。明皇幸蜀，鼎祚進《平胡論》，後召守左拾遺。肅宗乾元元年，奏以山川闊遠，請制瀘、普、渝、合、資、榮等六州界，置昌州。二年春，從其議興建，凡經營相度皆躬與其勞，是時仍官左拾遺。嘗充內供奉。曾輯梁元帝及陳樂產、唐呂才之書，以推演六壬五行，成《連珠明鏡式經》十卷，又名《連珠集》。上之於朝，其事亦在乾元間。代宗登極後，獻《周易集解》，其進為秘書省著作郎，仕至殿中侍御史。以唐時官品階秩考之，左拾遺系從八品上階，秘書省著作郎系從五品上階，殿中侍御史系七品上階。由左拾遺而為著作郎，固屬超遷，由著作郎而為殿中侍御史，亦非左降，蓋官職之要，據間散隨時轉移。……意者鼎祚亦以著作郎而兼殿中侍御史歟？是故綜核其生平出處，方未仕之日，即獻策以討安祿山后，此召拜拾遺，當必固其所言有驗。觀於請建昌州之奏，若早慮及寇賊憑陵，故其州曾為兵火所焚，而節度使崔甯又奏請複置以鎮壓夷獠。蓋其形勢控扼險固，兵法所謂所必爭也。則鼎祚之優於經濟而好進謨猷，即此可以概見其改官禦史建白必大有可觀。惜乎，奏議之不傳耳。迨身歿以後，資州人士為立四賢堂，繪其像以祀之。尤足征其德望素隆，為鄉邦推重。在唐代儒林之內不愧為第一流人物，非獨《集解》之書有功于易學已也。國史既不為立傳，方志亦不詳述其人。凡此記載之疏，安可以曲為解免也載。
從以上考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下幾個問題：其一，李鼎祚是資州磐石人，今屬四川資中縣。生活在唐朝中後期，即經歷唐玄宗、肅宗、代宗三代。從他獻策討伐安祿山看，他大約出生在天寶元年前後，甚至還可以往前一些。其二，政治上，李氏積極為統治者獻計獻策。安史之亂，他進《平胡論》，為討伐安祿山等人出謀劃策。為了加強對少數民族地區統治，防止叛亂，又上奏在瀘、晉、渝、合、資、榮等六州界險要之地置昌州。其三，他勤於讀書，精于經學，尤通象數易學，擅筮占。李氏兄弟曾讀書天州東四明山，後人曾名其讀書地為讀書台。《蜀故》言他“以經學稱于時”。（卷十二）在代宗登極後，將撰成的《周易集解》獻於朝。同時，他曾推演六壬五行，撰成《連珠明鏡式經》十卷，說明他物件數易學及術數理論頗有研究。據《蜀故》記載，他“預察胡人判亡之日期無爽毫髮，象數精深，蓋如此然”。（卷十二）由此他被召拜為拾遺。其四，他官至左拾遺、秘書省著作郎、殿中侍御史。這些官職皆隨當時其政績而授。如進《平胡論》，因其所言有驗，而被召為左拾遺。建議設昌州，又充內供奉。撰《轄珠明鏡式經》、《周易集解》獻於朝，而為秘書省著作郎和殿中侍御史。由於這個緣故，《跋》中所猜測“鼎祚亦以著作郎而兼殿中侍御史”當合乎情理。其五，李鼎祚在當地德高望眾，為當地民眾所推崇，死後資州立四賢堂，“在郡治繪王褒、範崇凱、李鼎祚、董鈞像”（《輿地紀勝．資州景物下．四賢堂》注）以祀之。故《跋》稱他為“唐代儒林之內不愧為第一流人物，非獨《集解》之書有功于易學已也。”
李氏及其易學在當地聲譽如此高，那麼為什麼唐史不立傳，方志亦不詳其人？這其中必有原因。筆者管見，唐史不列其人，既非遺之，也非別有所載，恐與他從事的研究及其影響有關。唐朝易學尊崇王學，孔穎達等人奉命撰《周易正義》立為國學，每年明經依次考試，自唐至宋，明經取士，皆遵此本。由於功利所使，玄學易成為易學主流和正宗。為官者多習玄學易，掌管撰寫史書者除了自身原因外自然更以政治理論需要為標準取捨人物。李氏致力於象數易學必然受到冷落而不為列傳，這是其一。其二，李氏經術以《周易集解》而出名。而此書雖然也被載入史書中，但此書經集前人成果為主。其中每節集解之後，常附有“案語”，這些“案語”是對前人未盡之意作以補充，多宗荀虞，有見解者極少。從這個意義上說，《集解》是一部資料性的著作，與當時政治還有相當距離，無法與唐人其他注疏的易學著作相提並論，故逐漸被人遺忘，以致宋代賢良多不知。“慶曆壬午相府策賢良六題，一出此書，素未嘗見，賢良多下者。”（宋計用章《周易集解後序》）故後世修史不列李氏。其三，李氏官職不顯要。官職是否顯要也是古人修史取捨的重要標準。李氏一生為官，最高是秘書省著作郎，為五品，較為重要的是殿中侍御史屬七品，故從其官職看在當時是不顯要的，在史書中沒有列其傳是合乎情理的。
陳摶
陳摶（871－989年），字圖南，亳州真源（今安微亳縣）人，或謂西蜀崇龕（今四川安嶽）人。少年奮好學，“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成誦，悉無遺忘”。（《宋史．隱士傳上》）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為樂，過著隱居的生活。先在武當山九室岩，服氣辟谷二十餘年，後“移居華山雲觀台，又止少華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同上）周世宗聞其名，召見命為諫議大夫，他辭而不受。北宋太平興國時，太宗待之甚厚，曾三次派遣使者前往華山宣詔進京，前兩次皆撰答詔詩以辭之。第三次“太宗召之，以羽服見開延英殿，甚禮重之，賜號‘希夷先生’”。陳傳一生於《老》《易》皆有建樹，他的老學“通過弟子張無夢傳給陳景元，推動了宋代之後道教教理的研討。”（詹石窗《道教文學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411頁）在易學方面，好讀《易》，讀之愛不釋手，常自號“扶搖子”，以傳《易》而聞名，宋人易圖（包括龍圖、太極圖、無極圖等）多傳自陳傳。陳傳生平事蹟主要見《宋史．陳摶傳》、《東都事略．陳摶傳》，陳摶著述很多，據《宋史．陳摶傳》載，有《指玄篇》八十一章，又作《三峰寓言》及《高陽集》、《釣潭集》及詩六百餘篇。又據鄭樵《通志．藝文略》著錄，陳摶著有《赤松子八誡錄》一卷，《指玄篇》一卷，《九室指玄篇》一卷，《人倫風鑒》一卷。《宋史．藝文志》有《龍圖易》一卷，《宋文鑒》有《龍圖序》一文。今除了《龍圖序》文，其他皆佚失。
陳摶龍圖出現仍有它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其一，它復活了象數易學。象數易學發展到漢末達到了頂峰，一字一句必有其征的以象注《易》法已山窮山盡，經晉唐玄學易的衝擊，很快趨向式微。陳摶從道家入手，參證易學，發明圖說，彰顯象數，一改象數學原有的繁瑣、乏味的注經方式，使象數易學絕處逢生，再度向前發展，在易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其二，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基礎上，以新的形式注經。陳摶的龍圖說，是由《系辭》“河出圖、洛出書”而發，故可以視為是對《系辭》圖書的詮釋。這種詮釋有兩個方面可以肯定：一方面把圖書和數聯繫起來，以數衍圖，以圖表數，這是他的獨創；另一方面緊緊圍繞《周易》本義（即《易》為蔔筮之書），來闡發其中蓍、卦、爻等問題，這對理清《周易》性質，批判玄學易有重要意義。其三，陳摶的圖書之學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由他開啟的圖書之學，經過師承傳授，逐漸受到宋人關注，成為宋學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尤其當它被置入朱子《周易本義》之後，其聲望隨著朱子地位的升高而升高，這種來自道家的文化很快被儒家吸收，遂即成為正宗的官學，對中國文化發生了重要的影響。中國的醫學、兵法、丹術、算學、文學、堪輿、遁甲等學科皆援引之、吸收之。因此，陳摶對易學乃至中國文化的貢獻不可磨滅。
李之才
李之才（？－1045），字挺之，青州（今山東青州市）人，《宋史》作青社。青社即青州，其性樸率直信，不肆不窘，倜儻不群。天聖八年舉進士，初為孟州司戶參軍共城令，後升殿中丞僉書澤州判官。他“能為古文章”，有大才卻“安於卑位，無仕進意”，人推薦其升遷，而不能“決其歸心”。學術上，事從河南穆修。穆修（979－1032），字伯長，汶陽（今山東汶上）人，官至潁州文學參軍等職，師陳摶而傳《易》。其性卞嚴寡合。之才雖常受到怒訶，但事之益謹，故于《易》得其真傳。“時蘇舜欽輩亦從修學《易》，其專授者，惟之才爾。”（《宋史．李之才傳》）北宋大儒邵雍出自李之才門下。當時“邵雍築室蘇門山百丈源之上，布衣疏食，之才聞雍苦志好學，自造其廬”（見《東都事略．儒學傳》），而授其“義理之學”和“物理之學”。“澤人劉羲叟晚出其門，受曆法，亦為名士”（同上）。其生平見《宋史》、《東都事略》。
李之才的易學已失傳，今能見的是保留在朱震《漢上易傳》、黃宗羲《易學象數論》、胡渭《易圖明辨》等書中的卦變圖，因這種卦變圖是講卦與卦之間關係的，而這種卦與卦之間的關係通過卦象變化而表現出來，故李氏卦變圖被稱為“象學”。李之才的卦變圖包括兩個圖：一是卦變反對圖，一是六十四卦相生圖。
他開了宋代卦變說研究的先河。由於他的宣導和傳授，其卦變說很快為時人接受。朱震曾記述了李氏卦變傳授的狀況：“康節之子伯溫傳之于河陽陳四丈，陳傳之於挺之。”（《漢上易傳．卦圖卷上》）受其影響，蘇軾、朱熹、林至等大易學家皆言卦變。在義理之學興盛的時代，象數易學的卦變成為時人關注的問題，這當然歸功於李之才。
劉牧
劉牧（1011－1064年），字先子，號長民。原杭州臨安（杭州）人，後因祖父劉彥琛為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在西安”（王安石《劉君墓誌銘》，見《王文公文集》卷九五），故又為西安（今浙江衢縣）人。他“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同上）故買書閉門讀之，再考而為舉首，調任衢州軍事推官。後在范促淹、富弼等推舉下，曾任兗州（今山東兗州）觀察推官、大理寺丞、廣南西路（今桂林）轉運判官、湖北路（今湖北）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等職。劉牧一生治盜賊，平叛亂，政績顯著。宋介石評價他治理館陶之時說：“若夫行乎仁義，使百里之內咨而嬉，臒而肥，瘡而良，匱而昌，茲縣令之事也。先之固能行之矣。”（《徂徠先生文集》卷十八）他為官極為清廉，“於財物無所顧計”，以至“家貧無以為喪，自棺槨諸物皆荊擊士人為具”，但是他才學雙全，為當時人所讚頌。《宋元學案稱：“先生既優於學，優於才，又為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急譽之。”（卷二）學術上曾拜范仲淹為師，致力於實學。在任兗州觀察推官時，“又學《春秋》，于孫複與古介為友”，“從學于泰山之間”，屬宋代泰山學派，被《宋元學案》列入“泰山學案”中。其易學師承範諤昌，傳陳摶河洛之學。《宋元學案》雲：“先生又受《易》學于範諤昌，諤昌本于許堅，堅本於種放，實與康節同所自出。”《東都事略．儒學傳》雲：“陳摶讀《易》以數學授穆修，以象學授種放。放授許堅，堅授範諤昌。”《宋史．朱震傳》雲：“陳摶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範諤昌，諤昌傳劉牧。”從以上記載看，劉牧易學淵源師承分明，當來自道家。清朱彝尊《經義考》載其易學著作有：《卦德通論》一卷（《紹興書目》作《統論》），新注《周易》十一卷（《紹興書目》作十卷），《周易先儒遺論九事》一卷，《易數鉤隱圖》一卷（《讀書志》、《紹興書目》作三卷）。其門人“祕（吳祕）上其書于朝，黎獻（黃黎獻）序之”（《宋元學案》卷二）。其易注今不傳，而《易數鉤隱圖》保存在《道藏．洞真部．靈圖類》。其生平事蹟主要見王安石撰寫的《墓誌銘》、《宋元學案》、《宋史翼》。
劉牧易學的形成對象數易學乃至整個易學有著重要的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通過批判玄學易，糾正了易學發展中長期存在著忽視象數、義多浮華的問題。……其二，通過對易數的闡發和改造，復活了象數易學。……劉牧易對當時及後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由於劉牧易學屬於泰山學派，與當時政治上反對新法，強化封建政權和理學強調道統相一致，故為當時學界所推崇。晁公武雲：“仁宗時，言數者皆宗之，慶曆初吳祕獻其於朝，優詔獎之。”（《郡齋讀書志》卷一）不僅如此，隨著理學的發展和它在中國封建社會意識形態中的地位的確立，劉牧的象數易學成為易學研究的一個焦點，“黃黎獻作《略例隱訣》，吳祕作《通神》，程大昌作《易原》，皆發明牧說，而葉昌齡則作《圖議》以駁之，宋鹹則作《王劉易辨》以攻之，李覯複有《刪定易圖論》，至蔡元定則認為與孔安國、劉歆所傳不合，而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朱子從之，著《易學啟蒙》，自是以後，若胡一桂、董楷、吳澄之書宋朱蔡，牧之圖幾於不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一直到清，關於劉牧之學的研究仍然很盛行，當然主流是持否定態度的，可見劉牧的圖書之學影響之大。
周敦頤
周敦頤（西元1017－1073年），字茂叔，原名淳實，因避宋英宗舊諱改。道州營道（今湖南道縣）人。諡元，稱元公。曾築書堂於廬山蓮花峰下，堂前有溪，潔清紺寒，遂寓名濂溪書堂，晚年退居書堂講學，世稱濂溪先生，其學被稱為“濂學”。其官位不高，曾歷任縣主簿、縣令、州判官、州通判、知州軍等官職，多從事刑獄工作。據有關史料記載，他在處理刑獄時，盡心盡職，公平合理，果斷不疑。他為分寧縣主簿，能“一訊立辨”難決之疑獄。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務在矜恕，得罪者自以不冤。潘興嗣作《墓誌》，稱其“為治研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周子全書》卷二十）蒲宗孟作《墓碣》則雲：“屠奸剪弊，如快刀健斧，落手無留。”（同上）可見，周敦頤以斷刑獄而著稱於當時，學術上，師承道家，傳授易圖。朱震等人詳細地記載了他傳授易圖的情況。朱震雲：“陳摶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穆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頤、程顥。”（《漢上易傳表》見《漢上易傳》）胡宏也稱，周敦頤“推其道學所自，或曰傳《太極圖》于穆修也，傳《先天圖》於種放，種放傳于陳摶。”（《通書序略》，《周子全書》卷十一）朱震和胡宏的論述雖有一定的差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敦頤其學源於道家。然而，他並不是一個道家學者，而是一個新式的儒家代表人物，即雜揉儒道，將道家思想融入儒家之中，尤其是以《周易》為框架，兼取道家煉丹理論和儒家的《孟子》、《中庸》的思想，融舊鑄新，建立了以誠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對於這一點，南宋張栻曾作過說明：“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問如此。”（《南軒語錄．答程子問》，《周子全書》卷十八）這裏所謂“自有所見”，就是指他對儒家改造發展而言的。正因為他學有根源，又有心得，在當時有許多人追隨其學，或與之論學。他在任合州判官時，“士心以從學者甚眾”。宋代大儒程氏兄弟曾受其學。王安石遇之而“語連日夜”，“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年譜》，《周子全書》卷二十）
但是，與政績人品比較，其學問在當時影響相對遜色一些。宋人黃庭堅曾對其人品給予很高評價：“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與風霽月。”（《濂溪詞並序》，《周子全書》卷十九）朱熹也明言：“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袖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獨知之。”（《周子遺事》，《周子全書》卷十八）
周敦頤易學著作，後人多有爭議。潘興嗣在《濂溪先生墓誌銘》中指出：先生“尤善談名理，深于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周子全書》卷二十）朱熹對潘氏記載做了解釋：“故清逸潘公志先生之墓，而所著述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系之，其知此矣。”朱熹自注雲：“先生《易說》，久矣不傳于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系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罔眾狙也。觀此，則其決非先生所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系於經者也。”（《太極圖說．通書書後》，《周子全書》卷十一）按照朱熹的理解，周子有《太極圖說》、《易說》、《易通》三書，今人多信從。但另有學者則持不同的看法，認為朱熹解說“並不完全符合實際”，理由是《太極圖．易說》南宋初刊時，附在《易通》後面，“按潘興嗣所撰的墓誌則敘在《易通》與《詩》十卷之前”，這表明了《太極圖．易說》是一篇獨立著作，即《太極圖說》“非《太極圖》並說之外，別有所謂《易說》。”（詳見侯外廬等人主編《宋明理學史》上卷P50、52，人民出版社）此說可信，茲從之。
又考周敦頤與傅耆的通信，知周子有《姤說》、《同人說》。周子在判合州時，傅耆複書中寫道：“蒙示《姤說》，意遠而不迂，詞簡而有法，雜之元結集中，不知孰為元，孰為周也。”（《年譜》，《周子全書》卷二十）後攝邵州事，傅耆又複書雲：“蒙寄貺《同人說》，徐熟讀，較以舊本，改易數字，皆人意所不到處。”（同上）據此，有的學者認為周敦頤的著作有《姤說》、《同人說》。周氏的《姤說》、《同人說》早已佚失，宋人度正雖曾設法“訪求之”，“僅得其目錄”，（《年譜》，《周子全書》卷二十）未見其原作，而今其目錄亦不可見，故確定兩篇是否為獨立著作無從考證。但從其篇目看，姤、同人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的兩卦，而《姤卦說》《同人說》當是對兩卦的解說，周子對《周易》作過系統研究，將兩卦解說視為兩部獨立著作，似不太合乎情理，故筆者管見，他示兩卦解說於人，說明他對此兩卦有獨到之處，即是他易書中最得意的部分。對於這一點宋人度正很有見地。他在跋周敦頤《賀傅伯成手碣》時雲：“按傅氏家集，濂溪在吾州，嘗以《姤說》示之，其後在零陵，又寄所改《同人說》，二說當即所謂《易通》者。”（《周子全書》卷十七）又在《書晦庵太極圖解》指出：“聞之先生，今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十四卦，疑皆有其說，今考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複、無妄、蒙、艮等說，而亦無所謂《姤說》《同人說》者,則其書之散遺亦多矣。”（《周子全書》卷五）
周敦頤改造儒家，建立一個全新的體系，主要表現在他的“太極圖”的繪製。“太極圖”是其思想的精髓，集中體現了他的易學觀及儒家的價值理想趨向，而其他著作皆是訓釋和闡發“太極圖”之義的。
易學史上，有鄭玄、王弼為代表的兩大派，“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李鼎祚《周易集解序》）周敦頤試圖克服這兩種傾向，由象而釋人事，而且將人事作為其理論的指歸，這為宋代義理之學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宋代二程兄弟、張載、朱熹等大易學家，以義理治《易》，重視易理的社會性、實踐性，以此而建立起博大精深的理學體系，從而改變了易學研究的大方向，追根求源，當歸功於周敦頤。同時，也正因為程朱等大儒竭力地闡揚，周子之學才得到歷代統治者的推崇成為封建社會官方哲學，而周子本人也先後被封為“汝南伯”、“道國公”等，使其人其思想流傳後世。
邵雍
邵雍（西元1011－1077年），字堯夫，諡康節。祖籍河北范陽，後移衡漳（今河北南部），少時隨父邵古遷共城（今河南輝縣），晚定居洛陽。其父死于伊川，又稱為伊川 人。
少時刻苦自學，博覽群書。史稱：“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宋史．道學傳》）共城令李之才聞其好學，授其物理、性命之學。
其人品極高，“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褓，不設防畛，群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同上）具有儒者大家之風範，在當時影響很大，“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同上）。他成為時人的楷模，受人尊敬。
一生不求功名，過著隱逸的生活。喜嘉佑之時，朝廷詔求天下遺逸名士，留守王拱辰和尹洛以邵雍應詔，授將作監主薄。呂海、吳克薦他補潁州團練推官，他皆以種種理由推託。富弼、司馬光、呂公著等達官貴人十分敬仰他，常與之飲酒作詩，並買園宅送他居住。他依此過著耕種自給的生活，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
他勤於著書，著有《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伊川擊壤集》等書。其思想淵源于陳摶道家思想，已成為定論，眾家皆有論述。朱震說：“陳摶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漢上易傳．表》）而朱熹則認為邵雍傳自陳摶，陳摶也有所承傳。他說：“邵子發明先天圖，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周易參同契考異．附錄》）從朱震、朱熹記功看，邵雍的思想源於道家系統，而直接傳授者是李之才。關於這一點，張岷等人皆有說明。張岷在邵雍的行狀略中指出：“先生少事北海之才挺之，挺之聞道于汶陽穆修伯長，伯長以上雖有其傳，未之詳也。”（《邵子全書．附錄》）
值得說明的是，邵子之學雖有淵源，但更多的是自己的體悟。《宋史．邵雍傳》對此論述得極為清楚：邵雍“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司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邵雍對於易學乃至整個思想文化的貢獻不是承傳道家思想或重複前人的思想，而是以數為框架建立起龐大的思想體系，即所謂“自得者”。
邵氏易學的價值不在於對傳統象數易學的繼承，而在於繼承傳統象易學基礎上對易學所進行的精心的改造和創新。恰恰是這些不符合《易》之本文或與傳統易學相違背的觀點和思想表現出勃勃的生命力，推動易學不斷地發展和臻于完善。如清儒全祖望所言：“康節之學，別為一家。或謂《皇極經世》只是京、焦末流，然康節之可以列聖門者，正不在此，亦猶溫公之造九分者，不在《潛虛》也。”（《宋元學案．百源學案》）也正因為如此，邵氏之學雖然遭到了種種攻擊，而傳者不絕於世。“南渡之後，如林栗、袁樞之徒，攻邵者尤眾，雖象山陸氏亦以為先天圖非聖人作《易》本指，獨朱子與蔡氏闡發表章，而邵學始顯明於世，五百年來，雖複有為異論者而不能奪也。”（李光地《周易折中》卷十九）同時，邵子之後出現了許多研究著作，其子邵伯溫撰《皇極系述》、《觀物內篇解》，張元定撰《經世指要》，朱元升撰《邵易略例》，無俞琰撰《易外別傳》，明黃畿撰《皇極經世傳》，餘本撰《皇極經世釋義》，清王植撰《皇極經世直解》等，對邵子之學加以詮釋和闡發，使邵子之學成為專門之學，治此學者成為學蚧一個重要學派。清儒黃宗撰《宋元學案》專立“百源學案”，以述其思想淵流。另外，邵子的思想對義理之學形成也有一定的影響，如二程是宋代理學代表人物，而其思想形成從某種程度上也接受了邵子思想。對於這一點，朱熹早有察覺。他說：“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信其道而不惑，不雜異端，班如溫公、橫渠之間。”（《宋元學案．百源學案》）這是說，二程之所以能以易學而與司馬光、張載齊名於當時，並對後世發生影響，與他推崇邵氏，“信其道”有關，足見邵氏易學影響之深之遠。
朱震
朱震（1072－1138），字子發，湖北荊門軍（今湖北荊門縣）人。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靖康年間金兵入汴時，已55歲。歷史記載他的活動主要在南宋。朱震曾于徽宗政和進登進士第，擔任過州縣官，這就是《宋元學案》所謂“登政和進士第，累仕州縣”。北宋亡前一年，靖康元年（西元1126年），被朝廷召為太學《春秋》博士。南宋紹興四年（1134年），在中書舍人侍講胡安國和參知政事趙鼎的舉薦下，被召為祠員外郎川陝荊襄都督府詳議官。第二年恢復經筵，朱震連續擢升八次，名義是秘書少監、秘書少監兼侍講、承議郎、起居郎、資善堂贊讀、中書眾舍人兼資善堂翊善、朝散郎、左朝請郎等。此年五月，龍圖閣直學士楊時病歿，朱震上表曰：“時學有本原，行無玷缺，進必以進，晚始見知。其撰述皆有益學者。”（《續資治通鑒．高宗紹興五年》）由於他的上疏，高宗下詔取閱楊時的《三統義辨》，並賜其家銀帛二百兩匹。後楊時諡為“文靖”。紹興六年（1136年），朱震除給事中，又轉為左朝奉大夫。此年秋天，他把自己所著的《周易集傳》九卷，《周易圖》三卷及《周易叢說》一卷，共十三捲進獻高宗皇帝，並撰寫了《進周易表》。這些書後人合之稱為《漢上易傳》。同年底，朝內發生了左司諫陳公輔上疏反對理學宗師程頤的事件。朱震對此事沉默不語，引起理學中某些人不滿。如史書所言：“時朱震在經筵，不能諍，論者非之。”（《續資治通鑒．高宗紹興六年》）紹興七年（1137年），朱震看到理學局面不穩定，向宰陽張浚辭職，沒有得到允許。胡安國對此事曾評論道：“子發求去，未免晚矣。當公輔之說才上，若據理力爭，則進退之義明。今不發一言，默言而去，平生讀《易》何為也。”同年，朱震曾就舉行明堂祭祀大典之事提出異議，未被採納，他再次提出辭官，高宗一再挽留不許。第二年六月，朱震在臨安去世。其生平見《宋史．朱震傳》。
學術上，朱震受宋代理學家影響比較大。當時經過周敦頤、張載、二程等人極力宣導和闡揚，理學逐漸興盛，至南宋初在朱震周圍已形成了以尊崇二程學統的理學氣氛。謝良佐是二程的學生，是有名的理學家，朱震曾偕弟朱巽拜見，飯餘茶罷，為震講《論語》，這說明朱震接受了二程及門人的思想。胡安國是宋代大理學家，以治《春秋》見長，推崇二程，其周圍皆二程高足。“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宋史．胡安國傳》）而朱震與胡安國關係友善，胡氏曾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舉薦為祠部員外郎，故朱震受其影響，為學常以二程為正統。這一點從他的《周易表》中可以得到印證。他說：“臣頃者遊宦西洛，獲觀《遺書》，問疑請益，遍訪師門，而後粗窺一二。造次不舍，十有八年，起政和丙申（西元1116年），終始興甲寅（西元1134年），成《周易集傳》九論。上采漢、魏、吳、晉、元魏，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補直罅漏，庶幾道離而複合。”這裏所說的《易傳》是指程頤的《伊川易傳》。據今人統計，《漢上易傳》於六十四卦注解中，朱震明引程頤《易傳》之處，有一百條之多（見侯名廬等《宋明理學史》上卷264頁）。這充分說明了他的易學與二程易學的關係。同時，從這裏還可以看出另一個問題，即其易學除尊崇二程易外，還兼收並蓄、融合他以前包括宋在內的各家易學。這就是說，漢唐以來的諸派易學是他易學的重要淵源。當然，他所謂漢唐易學，主要是指象數易學，不是王弼易學。他認為王弼易盡黜象數，破壞了易學的傳統，而他的易學宗旨是“複合”“庶幾道離”的易學。這一點極為重要。從其《漢上易傳》內容看，無論是基本框架，還是資取的資料，更偏重于象數易。因此，與其說朱震易學源于程氏易，不如說淵于漢唐以來的象數易更為恰切。
朱熹
兩宋時期，學術上造詣最深、影響最大的是朱熹。他總結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學思想，建立了龐大的理學體系，成為宋代理學之大成，其功績為後世所稱道。其門人黃斡曾總結曰：“繼往聖將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辟異端之論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行狀》）又曰：“自周以來，任傳道之意，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日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宋元學案．晦翁學案》）這些評價雖屬溢美之辭，但真實地反映了朱熹在學術界的地位及其影響。朱熹死後，被諡為“文公“，贈寶謨閣直學士，又追封徽國公等。其思想被尊奉為官學，自元朝始，朱熹關於經學注釋著作成為科舉考試的依據。而其本身則與孔子聖人並提，稱為“朱子“。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朱熹之言，則成為不能更改的、絕對的權威。易學是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義》列河洛、先天圖於卷首，又與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編撰《易學啟蒙》篤信和詮釋河洛、先天之學，後世皆以此立言，闡發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講，朱熹真正確立了河洛之學和先天之學在學界的地位而為後世大多易學家所認可。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晦翁，別號紫陽，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省婺源縣）。生於建州尤溪（今福建省尤溪縣）。父朱松，官至吏部郎，師從羅從 （二程弟子楊時學生），為程門三傳弟子。因政治上與秦檜不和，出任尤溪縣尉，後辭官隱退。朱熹十四歲，父去世，遵父遺命，他從學于父友胡原仲、劉致中、劉 沖。後劉致中以女許嫁朱熹。紹興十八年（1148年），十九歲朱熹登進士第。二十一年，受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三年，拜羅從 門人李侗為師。始知釋老之說為非，學問而就平實。二十七年，朱熹自同安棄官回故里，致力學術，曆二十餘年。孝宗即位，曾多次召用，皆辭而不就。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歲的朱熹出知南康軍，八年，改除提舉浙東常平鹽公事。光宗即位後，又知漳州、潭州。甯宗即位，除煥章閣待制兼待講。總之，朱熹一生自舉進士至死，凡五十年，經歷了高宗、孝宗、光宗、甯宗四朝，仕於外者共九年，立於朝者四十日，為甯宗講《大學》。其餘四十年過著講學著書生活。其著作有《周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四書或問》、《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西銘解》、《楚辭集注辨正》、《韓文考異》、《參同契考異》、《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鑒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等。此外，還有《文集》一百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閡人輯錄的《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其易學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義》、《易學啟蒙》、《朱子語類》等書中。按朱熹《年譜》，《周易本義》成書於淳熙四年（西元1177年），《啟蒙》成書於淳熙十三年（西元1186年）。據今人朱伯昆考證，“《本義》於《啟蒙》前，並未成書。”（《易學哲學史》中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年）此說可謂精確。需要說明的是，《易學啟蒙》雖列朱熹名下，而並非他一人所為，是他與蔡元定通力合作的結果。蔡元定學生翁易在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記載道：“晦庵疏釋《四書》，因先生論辨有所啟發者非一。……六經、《語》、《孟》、《學》、《庸》之書，先生與之討論講貫則並馳其功焉。《易學啟蒙》一書，先生研精覃思，屢年而後就，晦庵複刪潤之，始克成書。”（《蔡氏九儒書》卷首《蔡氏諸儒行實》）此“先生”是指蔡元定。翁易關於《易學啟蒙》是由蔡元定起稿、朱熹刪潤而成的記載，在《宋史》中有同論。《宋史.蔡元定傳》曰：“熹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鑒綱目》，畢竟與元定往復參訂。《啟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稿。”這一點同時在未熹的言論中可以得到印證。朱熹在給蔡元定信中說：“《啟蒙》修了末？早欲得之。”（《文集.答蔡季通》）又說：“《啟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節，與天數五地數五相連，此是程子改定，當時不曾說破，今恐亦當添程說，乃明爾？”（《文集續集.答蔡季通》）朱熹在《啟蒙序》中也明言：“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為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雲。”此“同志”即蔡元定。“為書四篇”中“書”即《啟蒙》。由此可知，翁易所記可信。
蔡元定
蔡元定(西元1135-1198)字季通,建州建陽（今福建建陽）人。早年從父蔡發授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後聞朱熹之名，而師從之。因其博學，與朱熹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朱熹並未視其為門生，“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之列”（《宋史.蔡元定傳》），尤袤、楊萬里曾推薦為官，他以有病而推辭，故登西山築室，發奮讀書，學者稱為“西山先生”。當時韓乇胄專權，設偽學之禁。朱熹與蔡 元定皆為所謂偽學主要代表人物，故首先受到攻擊的是朱熹，蔡元定牽連被發配道州。他一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同上）曾協助朱熹著書立說。“熹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鑒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啟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稿。”（同上）其平生問學，多寓於朱熹書集之中。撰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指要》、《太玄潛虛指要》、《洪范解》、《八陣圖說》等，其中《經世指要》、《大衍詳說》、《易學啟蒙》是易學著作。蔡元定的河洛思想主要見於《易學啟蒙》，如前所言，《易學啟蒙》是朱熹和蔡元定合作撰定的，由蔡氏起稿。其書代表了朱子和蔡氏兩人的觀點，此不再復述。書中也引了蔡元定的話，這些話基本的觀點是以十為河圖，以九為洛書，但兩者又相互表理，其為一理，伏羲據河圖而作《易》，出自天意。這與律呂數和干支數相類似，二者雖有別而相通。……蔡氏象數易另一個內容是對邵氏易的研究。邵氏先天之學之奧秘經過邵伯溫、王是、張行成、祝泌等人解說而顯於世。朱子對其先天易學加以闡述，解決了伏羲畫卦及先天圖排列的問題。而朱子這些成就與蔡元定是分不開的，表現在蔡元定參入了《易學啟蒙》的撰定；其中對邵氏易的看法是由蔡元定改定的。如朱熹說：“《啟蒙》中欲改數處，今簽出奉呈，幸更審之，可改即改為佳，免令舊本流布太廣也。”（《文集續集.答蔡季通》）當然其中有許多觀點與朱子不同，未寫入《啟蒙》中，如蔡氏主張伏羲先天圖與六日七分說相合，因朱子極力反對而未被採納。蔡氏研究邵氏易另一個成果是他的《皇極經世指要》。該書以《易》解說邵氏之學，皆得其要，從某些方面遠超過了邵伯溫的注釋，故而成為學者學邵氏易必讀之書。
朱元升
朱元升，南宋桂陽軍平陽（今湖南桂陽）人，字日華，號水詹。登右科，官至建寧松溪政和縣巡檢。《宋元學案．張祝諸學案》中列“邵學之餘”，有其學案，並視為邵氏之學傳人。其著作有：《三易備遺》十卷，初稿成於鹹淳六年（1270），後由其子朱仁立定稿。鹹淳八年（1272）由兩浙提刑家鉉翁表進之於朝。另有《邵易略例》，今不傳。朱氏的易學思想主要見《三易備遺》。此書的基本思想是根據《周禮》記載三易之說而加以立發，提出三易是由不同人而作，為不同時代所用。“《連山》作於伏羲，用於夏；《歸藏》作于黃帝，用於商；《周易》作于文王，用於周”（《自序》）。《連山易》是三易之首，《說卦》雲：“艮，東北之卦也，成物之成終而成始也。”又雲：“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因推崇艮山，卦以艮為首，故稱“連山”。《連山易》作於伏羲，即伏羲易，也被子稱為先天學。《歸藏易》則推崇坤卦，坤有藏之義，《說卦》雲：“坤以藏之。”故卦以“純坤為首，坤為地，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故稱為“歸藏”。《歸藏易》為黃帝所作，又稱“黃帝易”，此易是中天學也。《周易》作于文王，以乾為首，稱為後天之學。雖然易有三，並為不同時代所用，但從內容言之，“實相貫通”，“《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同上）從其本原而言，先天易是本，中天易、後天易皆源于先天易。先天易由八卦按照加一倍法演為六十四卦。中天易以天干十地支十二本配以成六四，配之六十四卦，其理相合，他指出：“夫《歸藏》雖自黃帝而作，實循伏羲之卦序。案《漢書.律曆志》曰：‘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而大備。’是知伏羲易與黃帝易一以貫之而已。“（卷五）文王易是在改造了伏羲易的基礎上而成的。他說：“周文王通其變而演其義，取六十四卦而約為三十六卦是為《周易》。”（同上）在此他強調《周易》與伏羲易相連貫，顯然與朱熹觀點截然不同，表明了他對朱熹關於伏羲易、文王易各成體系強烈的不滿。他說：“後世之學者不察夫子之辭，是以昧伏羲文王製作，謂伏羲易自伏羲易，文王易自文王易，甚失。”（卷八）即是其證。
他用神秘的天命論解釋三易傳授，認為周公輔佐成王設官分職，命筮人並掌三易，“孔子為天下木鐸黜八索，闡十翼，韋編三絕而《周易》系矣，之杞而得夏時焉，之宋而得坤乾焉”，“而《連山》、《歸藏》易傳矣。”宋代陳摶邵雍之德，傳授先天之學，“包羅萬象，該括三易，本領正大，規模巨集遠”，皆是“天未喪斯文”，是“天又將以斯易托斯人也”。他炮製天命授易系統，標榜自己的易學研究也出自天意，以此上起人們對其研究的關注。他說：“嗚呼，易固附也，天固興之；易固晦也，天固彰之。天之心欲以斯易福斯世也，昭昭矣。元升結髮讀書，冥心易學，慨皇王之道泯泯沒沒其不絕者。”（自序）這裏顯然是將自己置入這個神秘的傳授系統中，其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俞琰
俞琰（1253-1316），吳郡（今江蘇蘇州）人，字玉吾。生活在宋元之際，宋亡，不復有仁進意，隱林屋山著書立說，故自號林屋山人，因所居旁有一石澗，學者稱石澗先生。始學儒家，是儒家學者。“石澗先生，吳中老儒也”（李克寬《周易集說序》）。元朝統治者“授溫州學錄不赴，後得異人金液還丹之妙”（《吳中人物志》），而成為一個道貌岸然教學者。他也常以道號自稱。如納蘭成德所言，俞琰“宋亡隱居不仁，自號石澗道人。又稱林屋洞天真逸”（《周易集說序》）。一生熟讀經、史、子、集，以詞賦聞名，雅好鼓琴，尤精于易學。他自幼承其家學，刻苦研《易》三十餘年，自言：“琰幼承佼師面命，首讀朱子《本義》，次讀《程傳》。”（《周易集說自序》）又言：“予生平有讀《易》癖，三老一輩看間，雖隆冬大暑不輟，每讀一字一句而有疑焉，則終日終夜沉思，必欲釋其疑，乃已自得其說則欣然，如獲拱璧。親戚朋友咸笑之，以為學雖勤而不見用於時何，乃不知時變而自苦苦若是耶。予則以理義自悅猶芻豢之悅口，蓋自得其樂，罔知所謂苦也。”（《周易集說後序》引《經義考》卷四十）其易學著作有：《周易集說》四十卷，《讀易舉要》四卷，《易圖纂要》二卷，《易古占法》一卷，《易外別傳》一卷，《大易會要》一百三十卷，還有《易經考證》、《易傳考證》、《讀易須知》、《六十四卦圖》、《卦爻象占分類》、《易圖合璧連珠》等書。所著書大部分佚失。據朱彝尊考證，尚存者有《周易集說》、《讀易舉要》、《易圖纂要》、《易圖纂要》、《易古占法》、《易外別傳》，其中《讀易舉要》、《易古占法》朱氏未見。而《周易集說》、《讀易舉要》、《易外別傳》影響比較大，是其代表作。
《周易集說》是集解性易著。是在《大易會要》基礎上完成的，他說：“曆考諸家易說，摭其英華萃為一書，名曰《大易會要》，凡一百三十卷。不揣固陋，遂自至元甲申集諸說之善而為之說，凡四十卷，因名之曰《周易集說》雲。”（《自序》引《經義考》卷四十）此書以朱子為本，參以程氏，又集諸葛亮說之善者。他指出：“予自德佑後集諸儒之說為卷一百二十，名曰《大易會要》，以程朱二公為主，諸說之善者為輔，又益之以平昔所聞于師友者為《周易集說》四十卷。”（同上）其書歷時二十餘年，凡更四稿。“或有勉餘者雲：日月逝矣。《系辭傳》及《說卦傳》、《序卦》、《雜卦》猶未脫稿，其得為完書乎。予亦自以為欠，至大辛亥，自番禺歸吳，憩海濱僧舍，地僻人靜，一夏風涼，閑生無年用心，因取舊稿《系辭傳》讀之，不三月並《說卦》、《序卦》、《雜卦》改竄皆畢，遂了此欠。”（《後序》，引同上）自至元甲申到至大辛亥（西元1284-1311年），正好是二十七年。
《讀易舉要》一書，《文淵閣書目》、焦閎《經籍志》、朱睦楔《授經圖》均有著錄，但其傳本很少。難怪朱彝尊雲“未見”。《四庫全書》據《永樂大典》集成四卷。此書不是依經立注，而是論述其易學體例或觀點。其《易外別傳》是用先天之學，解說道家經典，用道家思想印證先天之學。他在《後序》中說：“《易個別傳》一卷，為之圖，為之說，披闡先天圖環中之極玄，證以《參同契》、《陰符經》諸書，參以伊川橫渠諸儒之至論，所以發朱子之所未發，以推廣邵子言外之意。”（同上）
胡一桂
胡一桂（1247-？），字庭芳，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生而穎悟，好讀書，尤精于易學。南宋景定五年（1264年）十八歲時鄉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於鄉里，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其學源于其胡方平，治朱熹易學。《元史.儒學傳》稱：“初，饒州德興，沈貴寶受《易》于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于黃幹，而一桂之父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嘗著《易學啟蒙通釋》。一桂之學，出於方平，得朱熹氏源委之正。”此言胡方平從沈貴寶、董夢程學《易》，而沈貴寶是董夢程的學生，董夢程是黃幹的門人，黃幹是朱熹的門人。胡一桂從學于胡方平，故胡一桂便是朱熹易學的傳人。宋元之際，朱子易學被學者篡改，多失其義。有感于此，胡一桂承其家學，依朱子原書，撰成《易本義附錄纂疏》、《易學啟蒙翼傳》二書，以還朱子易學之原貌。他在《易學啟蒙序》中說：“朱子于《易》有《本義》有《啟蒙》，其書則古經，其訓解則主蔔筮，所以發明四聖人作經之初旨，至於專論卦畫蓍策則本圖書以首之，考變占以終之，所以開啟蒙昧而為讀《本義》之階梯，大抵皆《易經》之傳也。先君子懼愚不敏，既為《啟蒙》通釋以誨之，愚不量淺陋，複為《本義》附錄纂疏，以承先志。今重加增纂之余，又成《翼傳》四篇者，誠以去朱子才百餘年，而承學浸失其真。如《圖》《書》已厘正矣，複仍劉牧之舊者有之。《本義》已復古矣，複循王弼之亂者有之。蔔筮之教炳如丹矣，複祖尚玄旨者，又有之。若是者，詎容於得已也哉！”此闡明了其易學是以恢復朱子易學本真、匡正他人篡改為宗旨，而其易學象數思想多在整理我解說朱子易學時闡發出，也就是說，朱熹易學中的象數思想，胡一桂皆能傳之。除此之外，他還能對兩漢易學加以概括。因此，胡一桂與吳澄一樣，是元代很少有的對象數有研究者。其著作除了上述二部易學專著外，還有《朱子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等。
吳澄
吳澄（西元1249-1333年），撫州崇仁（今江西崇仁）人，字幼清，因“所居草屋數間，钜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為草廬先生”(《宋元學案.劃廬學案》），諡文正。他出生在南宋末，但大部分時間是在元朝度過的。吳澄出身於世儒之家，受家庭薰陶，自幼讀儒家著作。七歲誦《論語》、《孟子》，十歲讀《中庸》、《大學》，十五歲讀朱熹《大學章句》，十六歲拜臨安書院山長程若庸為師，十九歲正式就讀于臨安書院。二十歲應鄉試中選。元朝建立後，在臨安書院學友程钜夫及左丞相董士選的極力推薦下，先後任翰林文字兼國史編修、江西提學副提舉、國子監丞、司業，後遷翰林學士、太中大夫、經筵講官等職。雖任過許多官職，但“旋進旋退”，時間很短，其大半歲月都是居於窮鄉陋壤，孜孜于理學，“研經籍之微，玩天人之妙”。撰有《五經纂言》、《孝經章句》、《草廬精語》、《道德經注》等書，後人輯于《草廬吳文正公全集》，其易學著作有《易纂言》、《易纂言外翼》、《易敘錄》。
吳澄學術淵源于朱熹和陸九淵。如前所言，他曾學于程若庸，而程若庸學饒魯，饒魯學于黃幹，黃幹是朱熹的弟子，故吳澄是朱熹的四傳弟子。又因吳澄家居江西撫州心學發源地，曾師從程紹開，而程是陸九淵的弟子，因此吳澄接受了朱熹和陸九淵的思想，從其傾向看，更近朱子之學。如全祖望所言：“草廬出於雙峰，固朱學也，其後亦兼主陸學。蓋草廬又師程氏紹開，程氏嘗築道一書院，思和會兩家，然草廬之著書，則終近乎朱。”（《宋元學案.草廬學案》）
就象數易學言之，吳澄早年曾研究過邵雍《皇極經世》，並作《皇極經世續書》，訂定《邵先生集》，作《邵子敘錄》，自稱“能因其言得其意”。故吳澄象數思想除繼承了朱熹思想外，還汲收了邵雍的思想。今人徐志銳曾指出：“吳澄的易學思想實得于朱熹和邵雍，在象數學方面多承於上述兩家。”（《宋明易學概論》第三章《吳澄象數義理學》），遼寧古籍出版社1997年1月）徐氏所言極是。
吳澄的象數思想主要見於《易纂言》和《易纂言外翼》，前者是《周易》箋注之作，後者是對前者易例的歸納和總結。如四庫館臣所言：“澄所著《易纂言》義例散見各卦中不相統貫，卷首所陳卦畫亦粗具梗概未及詳言，因複作此書，以暢明之。”（《四庫全書提要》卷四）
張理
張理，字仲純，元清江（今江西清江）人。據《宋元學案．草廬學案》記載，舉茂才異軍，歷任泰寧教諭，勉齋書院山長，元仁宗延佑間（西元1314-1320年）為福建儒學副提舉。早年從杜本學《易》於武夷山，“盡得其學，以其所得于《易》者，演為十有五圖，以發明天道自然之象”。其著作有《易象圖說》三卷，《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後至元二十四年，貢師泰序其書傳世”。但對張理著作的記載，各書多不統一，朱睦楔《授經圖》載，其著作有《周易圖》三卷，《易象數鉤深圖》六卷，《易象圖說》六卷。焦閎《經籍志書目》與《授經圖》同，不同的是《易象數鉤深圖》作三卷。《道藏.洞真部.靈圖類》有張理著《易象圖說》三卷，並收有《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四庫全書》收有張理《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易象圖說》內外篇各三卷。關於《周易圖》今存《道藏》，但不著錄作者姓名，考其內容多集宋人易圖，並多引朱震、鄭東卿之言，當知作者為南宋之後人，又對比張理《易象鉤深圖》一書，其內容大致相同，恐此書是張理《易象鉤深圖》別本。
張理一生博覽群書，尤精于易學，通過研究兩宋象數易學，建立了自己獨特的易學體系。他沿著宋人所開闢的以圖說《易》的思路，推衍河圖洛書、太極生八卦及六十四卦，以圖式符號為形式，重點突出其中的陰陽、五生、八卦，六十四卦卦象及其相關的卦氣說，故其易學屬於象學。其圖及說雖處處引宋儒邵雍、朱熹等人之言為據，但又與之不同，自成一家之言。對於此，黃鎮成在《易象圖說原序》中作過說明：“清江張君仲純，資敏而學篤，于諸經無不通，而尤其邃于《易》，嘗以其玩索之力，著為《易象圖說》一篇，其極儀象卦圖，以奇上偶下各生陰陽剛柔內外交變，而卦畫之原、四時之義、性命之說、圖書之數、蓍策變占，靡不周備。六十四卦圓圖以乾兌離震坤艮坎巽，迴圈詐布而天地之動靜，一歲周天之氣節，一月太陰之行度皆可見。方圖以朝氣兌離震巽坎艮坤，縱自上而下，橫自左而右，而《參同契》邵子《大易吟》十二月之卦氣、二十八舍之象皆可推。變通這圖由乾坤反覆相推，陰以次而左升，陰以次而右降，而六陰六陽辟卦之序，粲然可考。致用圖以後天八宮各變七卦而四正四隅、反對之象，秩然有紀。皆巧妙整齊不煩智力，無毫髮可以增損，無纖隙有所擬議，所謂出於自然而無所穿鑿者，當續邵子朱子之圖而自為一家，亦可以見易象無所不通，惟學者能隨所見崦實有所得焉，然後可以傳世而不惑也。”黃氏對張理的象學給予高學給予高度的評價，他說張理的象學體系“巧妙整齊”、“無毫髮可以增損，無纖隙有所擬議”、“無所穿鑿”，皆為過譽之辭，但他的確看到了張理象學內容的獨特、博大和在圖式的推衍及用這些圖式解說象學的內容時所表現出的較高的邏輯性，尤其是他稱張理“續邵子朱子之圖而自為一家，比較中肯。從象數易學發展看，張理通過整合前人研究成果而建立起象體系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歸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總結了兩宋的圖書之學。圖書之學自陳摶發端，幾經傳播，漫延整個兩宋，成為易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從其內容看，圖書之學五花八門，除了河圖洛書外，還有先天圖、後天圖，受其影響，《周易》象學都可用圖表示，如納甲圖、爻辰圖、卦變圖、卦氣圖、升降圖及與蓍法有關的圖，而就某一象圖而言，又分為多種種畫法，如河圖洛書有多種畫法，先天圖也有多種畫法，卦變圖也有多種畫法。張理作《大易象數鉤深圖》匯輯了宋以來許多易圖，如周敦頤太極圖、劉牧河圖洛書，鄭東卿太極貫一圖和六十四卦卦象圖，邵雍的先天圖後天圖，朱震納甲圖，李之才的六卦生六十四卦圖等，為研究宋代圖書之學提供了條件。
二、融象、數為一體。宋代象數易學，各有偏重，周敦頤作《太極圖》屬象學，劉牧河洛之學、邵雍先天之學屬於數學，朱熹、蔡元定揉河洛和先天學，也是數學。張理“以周敦頤《太極圖說》為綱領，將河洛和先後二天說皆納入其中”（朱伯昆《易學哲學史》第三卷第63頁，華夏出版社），把河洛之學和先天之學改造成為象學，促進了宋代象學和數學的融合，發展了象數易學。
三、將象學賦予豐富的義理。在張理之前大多數易學家注重象理區別，不注重二者聯繫，言象不及理，而張理建立其圖式化的象學時，極為重視其理的闡發，如他的四象八卦圖，是以宇宙衍化為基礎而畫出的，是一張宇宙衍化圖，其四象八卦並不直接含二或三畫的卦，而是象徵了自然界四大類或八大類事物。除此之外，他還把四象八卦圖賦予了社會人生之理。他從四象八卦圖中推衍出“四象八卦六位之圖”、“四象八卦六節之圖”、“四象八卦六體之圖”、“四象八卦六脈之圖”、“四象八卦六經之圖”、“四象八卦六律之圖”、“四象八卦六典之圖”、“四象八卦六師之圖”，以說明四象八卦圖肉食自然人體社會典章之大疲乏，故此圖成為解說自然社會人生的基本圖式。如他指出：“推而圖之章之為六位而三極備，敘之為六節而四時行，合之為六體而身形具，經之為六脈而神氣完，表之為六經而治教立，協之為六律而音聲均，官之為六典而政令修，統之為六師而邦國平。是故因位以明道，因節以敘德，因體以原性，因脈以凝命，因經以考禮，因稱以正樂，因典以平政，因師以慎刑。”（《易象圖說自序》）因此，他圖式化的易像是包含了豐富義理的易象，這就為象數學闡發為義理之學提供了可能，加速了象數易學與義理之學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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