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历史和文献
一：先秦——风水术之孕育
先秦时期还没有产生风水术，但是，与风水术有关的相地行为已经产生。
早在原始社会，先民就知择地而居。《墨子•辞过》云：“古之民，未知为富室时，就陵阜而居，允而处。”所谓陵阜，就是河流的台阶地带。许多考古遗址都是在靠近水边的土坡上发现。先民生活在这样的地带，容易取水和捕鱼，也不会受到洪水的淹没。这正是后世风水师提倡的“近水而居”原则。
从考古发现的住宅看，位于氵产河右岸台阶地带的新石器时代坡遗址，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这样可以取得冬暖夏凉的效果。这正是后世风水师提倡的“子午向”原则，归纳考古发现的遗址，先民对住宿的要求是，地势要取坡度台阶地；地形要选在河床边；土质要干燥．地基要坚实；水源要充足；水质要纯净；变通要方便；四周要有林木；环境要幽雅。这些条件都要通过相地才能达到，后世风水师很推崇这一套。
进入阶级社会后，相地知识就丰富多了。
从甲骨卜辞和《诗经》看，商周时代已经对地形及水文有了明确的划分。陆地分成山、阜、丘、原、陵、冈；河床地带分为兆、厂、渚、浒、淡；水域类型有川、泉、河、涧、沼、泽、江、汜、沱、等。
《尚书。禹贡》是我国第一部区域地理专著，它以天然的山川、河流、海岸为界，将疆域划分为九个大的自然区，称为九州岛。又按照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特点，记述了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间的二十多座山岭，为后世风水师的“龙脉说”提供了依据。
《山海经》是我国第一部堪称上古地理百科全书的文献。它由《山经》、《海经》、《大荒经》三部分组成。《山经》又称《五藏山经》，它依东南西北中方位，记述了447座山，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山岳地理专著。《山经》记载了神秘的山穴，如《南山经》有“南禺之山……其下多水，有穴焉。水春则入，夏乃出，冬则闭。”
《管子》一书的《地员》《地度》《地数》等篇目是杰出的地学论文。《地员篇》论述了地势、地形、土壤、水文，并以“五土配五音”，后来发展为“五音五行”的风水观念。《地数》记述了土地表层与里层的相应关系，指出“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沙者，其下有注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土地的表里关系，正是后世风水师所想探讨的。
《周礼》一书记载了与风水密切相关的土宜法，《司徒》篇云：”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这就是说，以各种土地适宜于各类人民、鸟兽、草木的法则，辨别十二土地区域中各物名号，占视人民的居处，知道趋利避害，使人民旺盛，使鸟兽繁殖，使草木生长。
林尹在《周礼今注今译》中，结合风水观念说：“十二土，古王者封国时应天上星宿之位分为十二。《春官•保章氏》以星辨九州岛之地，郑注云：大界则曰九州岛，州中诸国之封域于星有分焉，其书亡矣。堪舆虽有郡国所入，度非古数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纪，吴越也。玄枵，齐也。{女取}訾，卫也。降娄，鲁也。大梁，赵也。实沈，晋也。鹑首，秦也。鹑火，周也。鹑尾，楚也。寿星，郑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按十二土谓应天上星而分之十二土地区域也。”
不仅《周礼》有此记载，《逸周书•度训》亦云：“土宜天时，百物行治。”可见，“土宜”在先秦是通行的术语和方法。
后世的风水先生很推崇土宜法，宣扬天地对应观念，将天上的十二次与地面区域附会，划分十二区域，作为判别吉凶的依据。
由此可见，先秦的相地知识为风水术的产生提供了前提。
二：秦汉——风水术之发生
秦代
秦代有了地脉观念。秦统一后，派蒙恬修长城，开驰道。秦始皇死后，赵高矫诏逼令蒙恬自杀，当时，民间传说蒙恬之死是因为他“绝地脉”所致。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秦代有了王气观念。《晋书•元帝纪》谈到南京地理时说：“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压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又据《太平寰宇记》卷95记载，秦代的长水县有一座山（今浙江省嘉兴县南边），秦始皇听术士说山上有王气，便遣发了一批死囚去挖山，囚徒们受不了劳苦，一哄而散。
秦代营建了巨大的土木工程。有阳宅阿房宫，又有阴宅始皇冢。阿房宫占地近三百里，离宫别馆遍布在山谷，以南山为宫门，以樊川做池子，阿房前殿可坐近万人。始皇冢动用七十万民夫，挖空了骊山，穿透了三重息壤，规模之大，真可谓空前绝后。这两大工程的实施，说明秦代相地水平是很高的。
秦代讲究墓葬吉凶。韩信年轻时，母亲死，家里穷，不能在村墓中葬母，就择“高敞地”葬母。后来他功成名就，封为楚王。又据《管氏地理指蒙》卷四记载，秦末李仲翔祖葬城纪，他三次梦见有人告诉他，葬地的山形如川字，法当战死。仲翔不信，汉初果战于狄道而死。
秦人西首而葬，墓向东方，主墓道在墓坑的东端，这可能与秦园地处西睡，企图东进有关，也可能是他们有了以西为尊的观念。
西汉
谈到西汉的风水术，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汉代的相地知识。空前发达的地学，正是风水术产生的基础。 ”
当先秦学者在《禹贡》中把我国的山势大致划定之后，汉代学者又在此基础之上创立了有名的“三条四列说”，它们分别是：
北条：岍——吱（陕境渭河北岸）——荆山——壶口——雷道（陕晋间）——太岳——砥柱——析城——王屋（晋南）——太行——恒山——褐石（河北）
中条：西倾——朱圉——鸟鼠——太华(陇陕)熊耳——外方——桐柏——陪尾（鲁南）。分支：蟠冢（陕南）——荆山——外方——大别（鄂皖境）
南条：岷山——衡山——敷浅源（庐山）
第一列：岍——碣石（即北列）
第二条：西倾——陪尾（即中列主干）
第三条：蟠冢——大别（即中列分支）
第四条：岷山——敷浅源（即南条）
这些山脉正是后世风水师所说的龙脉。
汉代对地理概念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尔雅》有《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都是解释地理现象的，如“下湿曰隰，大野曰平，广平曰野，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西汉的《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图中已能清楚地表示出山脉、山簇、山峰、山谷、河流，并且比较精确。
汉代虽然有了丰富的相地知识，但毕竟还是缺乏科学性。人们的迷信思想仍然很严重，对地理现象缺乏正确的认识，这种状况很容易滋生风水观念。
下面，让我们再来看看汉代的风水术发生。
汉初励精图治，术数不兴。但也有术士，汉文帝时，有个叫新垣平的人自称能望气，说长安东北有五彩神气，好象人戴的帽子。文帝居然相信了，就在渭河边修了个五帝庙，用以祭五帝，用大堆木柴燃烧，新垣平说是天上降下来了光辉，文帝一时高兴，封他为上大夫。后来有人揭发新垣平，文帝知道上了当，就杀死了他。
汉武帝时，司马迁不相信风水，他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沉湘，北涉汶泗，走遍了名山大川，但他在《史记》中不讲风水，当时也不兴风水。
但是，汉武帝时有了堪舆家。《史记•日者列传》记载汉武帝聚会占家，问某人可娶否，堪舆家言不可。这时的堪舆家不是风水师，而是上观天文，下察地理的占候之士。
西汉称相地为形法。
西汉又有了“讳西益宅”，“讳被刑为徒，不上丘墓”。说明风水观念已经开始萌生。就在西汉，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唯物论者杨王孙，他坚决反对厚葬，连薄葬也认为不必要。《汉书•杨王孙传》记载了杨的一篇书信，杨说：“夫厚葬诚无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靡财弹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裹以币帛，鬲以棺椁，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他在临终前，嘱咐儿子，将遗体脱光，装在布袋，入地七尺，下葬后将布袋取出，让裸体与土挨在一起。他的儿子和亲友不忍心这样做，杨反复疏通他们的思想，终于得到裸葬。杨王孙的葬事惊动了社会，有人斥为异端，有人大为钦佩。可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没有人愿意效仿他。从唯物论的观点看，杨王孙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值得推崇。
东汉
东汉民风很重视丧葬。时人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 极养，死乃祟丧，或至金缕玉匣，{木需}梓姬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
重视丧葬，必然导致风水观念的发生。王充在《论衡》中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风水忌讳，读者不妨去读一读其中的《薄葬朋四讳》《调时》《讥日》《卜筮》《辨祟》《难岁》《诗术》诸篇，从中可以对东汉的风水习俗作比较全面的了解。
据应助的《风俗通义》卷九，汉代汝南地方有个姓彭的墓上立有石人石兽，有个人不小心把一块点心遗失在石人旁，于是有人情口开河说石人能治病，才有人送点心给石人。此话一传开，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供奉石人。这说明民间具备了接受风水观念的温床，形成了一种风气。
《后汉书》记载了东汉有关风水的故事。《郭镇传》说顺帝时，河南人吴雄少时家贫丧母，不选择土地，也不选择时间就把母亲埋了，巫士都说吴雄将来要被灭族的。但是，吴雄和他的儿子、孙子都官至廷尉，没有凶祸。
又有相信风水而大贵的例子。《后汉书•袁安传》记载，袁安的父亲死后，他的母亲要他去访求葬地。袁安在路上遇见三位书生，书生们指着一块地说：“葬此地当世为上公”。袁安照此办了，后来果然累世隆盛。
东汉末年，江东豪强孙坚的父亲死了，四处访寻葬地。有个异人对他说：“你是想当百世诸侯?还是想当四世皇帝?”孙坚说想当皇帝。异人乃指一处，孙坚按照异人指的地形埋葬了父亲。当时富春江有沙涨暴出，又有异人说：“此沙狭而长，子孙将为长沙矣。”后来，孙坚任长沙太守，他的后代孙权至孙皓四世称帝。这个故事，可能是风水先生后来杜撰的。
还有因相信风水而倒霉的例子。桓帝时，汝南陈伯敬小心谨慎，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马，终不言死，起居讲究规范，从不触动忌讳。后来，他一直没有得到官运，反而因女婿不法，被太守邵夔怒而杀死，成为时人的笑料。
东汉时兴镇墓文，即在墓地撰文，让死者安逸，活人得福。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简文中有镇墓文云：“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平里五大夫张偃敢告地下主”“上天苍苍，地下茫茫，死人归阴，生人归阳。生人有里，死人有乡。”民间有了明间观念，东汉阮璃《七哀诗》云：“其其九泉室，漫漫长夜台。” 东汉的高雅之士都不信风水，前面提到的王符、王充、应劭都是抨击风水的。政治上主张开明的东汉党人懂得风水，但不讲究风水。据冯梦龙《古今笑史•塞语部》记载：“徐孺子，南昌人，与太原郭林宗游，同稚还家。林宗庭中有一树，欲伐去之，云‘为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有木，困字不祥。’徐曰：‘为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有人，囚字何殊?’郭无以难。”徐和郭斗智，郭最后没有砍树，任其自然。
但是，东汉士人对居住环境还是很讲究的。《后汉书•仲长统传》记载仲长统对住宅的要求是“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币，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背山临流，前有场圃，这正是风水术对阳宅的基本原则。
东汉的风水观念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如徐孺子说的“囚”字，风水家视为大忌，盖房不能先修围墙，修房不能没有通路，墓地不能闭得太紧，否则，这都会犯囚字禁。又如“犯土”，民间营建宅舍，小遭疾厄，就说是“犯土”。考察“犯土”忌讳之源，出自东汉。汉安帝时，皇太子惊病不安，宫里的人都说是因为修缮圣舍日才触犯了土禁。这个说法传到民间，就有了“犯土”之说。
由此可见，东汉是风水术发生的时代，民间有了风水之习俗。
三国占筮术士管辂
管辂是三国时山东平原的术士。他容貌丑陋，不讲礼仪，性好嗜酒，言谈无常。就是这么一个怪才，从小就喜欢仰视星辰，得人辄问星名，夜不肯寐，父母禁而不能止。他常说：“家鸡野鹊，犹尚知时，况于人乎?”每与小儿做游戏，就在地上画天文，人们叹为奇才。成人后，精通《周易》、风角、占相，远近扬名。
管辂善于推测阴宅怪异。有一次，他经过毋丘俭的墓地，倚树而叹：“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讳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后来，果然应验。管辂能根据墓地“四象”预言吉凶，后世风水师推崇他为祖师。
管辂能用占卦的方式说出墓中事。有郭恩三兄都患辟疾，管辂通过占卦推测他们的叔母墓中有“女鬼”，是郭恩等应受到的报应。郭恩三兄弟只好交待了过去的罪责。
管辂也能说出阳宅怪事。有个妇女得了病，请管辂筮之，管辂说：“你屋里西边埋有两个男子，一男持弓箭，主射胸腹，所以你心口疼；另一男持矛，主刺头，所以你头疼。”那妇女把地掘开，果有二男持器。
管辂还能占生死。刘奉林的夫人病了，管辂说：“到了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时死”，后果如其言。管格根据自己的长相，推测自己的死期在四十八岁，后来，他果然只活了四十八岁。
社会上流传有《管氏地理指蒙》十卷一百篇，是风水术中的一部巨著，书前有管辂的自序。其实，这是伪托于管辂，不可尽信。
晋代风水鼻祖郭璞
郭璞（二七六至三二四），字景纯，河东闻喜（属山西省）人。《太平广记》卷十三记载他“周识博物，有出世之道，鉴天文地理，龟书龙图；艾象谶纬，安墓卜宅，莫不穷微，善测人鬼之情况。”这些记载颇有些传奇色彩。不过，他这人确实是博学有高才，曾注《尔雅》、《三苍》、《方言》、《山海经》、《楚辞》、《穆天子传》。又写了不少诗词，代表作有《游仙诗》、《江赋》等，诗的主旨多是宣扬避祸、延寿、漫游神仙世界等情调，具有虚无飘渺的人生观。因此，人们称他为文学家、神仙家、训访学家。
不仅如此，民间传闻不少关于郭璞相术方面的故事，又流传有郭璞撰写的《葬书》。
《葬书》把风水术从传统的相地术中分离出来，对风水一词作了具体的解释，全面论述了风水术的理论与实践，从而奠定了风水术的基础。于是，人们又称郭璞为风水鼻祖、相地术宗师。这里，先介绍晋人干宝在《搜神记》中记载的几则有关郭璞占筮的事情：
传说郭璞曾跟随庐江太守胡孟康打杂，爱上了胡府的一个婢女，于是作法巧娶其女。他将三斗小豆撒在胡宅周围，胡孟康第二天早晨恍恍榴榴地发现有数干人围其宅，急忙请郭璞占宅，璞说：“您家里不应畜养这个婢女，可于东南20里处卖掉，价格要便宜，这样才可逢凶化吉。”胡孟康信以为真，赶紧卖了婢女，郭璞暗地令人贱买此婢，携婢而去。行前，投符于井中，收回小豆。胡孟康一直不知是郭璞在作法，反而十分感激郭璞，到处宣传郭璞是相宅高手。
刘渊的将领赵固死了匹心爱的战马，请教郭璞该怎么办，。郭璞要他派几十个人拿竹竿向东行三十里，搅打林草。这些人照此做了，得到了一只象猿的动物，这个动物在死马头上嘘吸了一口气，死马就活了，奋迅嘶鸣，饮食如常，众人皆以郭璞为神。
郭璞能够用《周易》占墓测病。当时扬州有个大官顾球的姐姐病了四十年，请郭璞筮。郭璞筮得“大过”之“升”，就按照卦辞内容解释：“大过卦者义不嘉，家墓枯杨无英华。振动游魂见龙车，身被重累婴妖邪。法由斩招杀灵蛇，非己之咎先人暇。”这就是说，顾球的先人曾杀过一条灵蛇，导致“冢墓枯杨无英华”，使后人生病。顾球于是搜访家事，果如郭璞言，赶紧祭拜灵蛇，姐姐的病很快就好了。病好后，有数千只鸟回翔在屋上，天上呈现出云龙牵车、五色晃烂之景，人们都非常惊讶。
《南史•张裕传》记载，张裕的曾祖父张澄准备葬父，“郭璞为占地说：葬某处，年过半百，位至三司，而子孙不蕃。葬另醊丰富，超过凡人。另外，他善于总结经验，生前曾将筮验的60多件事汇编成《洞林》，作为占筮的借签，加上他秉性聪慧，巧智多谋，善于言辞，又得到高人的指点，终成正果。
最后，有必要说明的是，郭璞的事迹不可尽信，也不可完全不信。他根据生活中的各种迹象推测事情的结果，只合乎逻辑，是完全有可能言中的。有时，他先作一些模棱两可的预测，再做一些手脚，也是有可能的。他生前一定有许多事情没有占中，这些例子是不会流传下来的。因为人们神化他的同时，是不愿意淡化并贬低他的。凡是被人吹捧的人，总是越吹越神，以至分不清是人还是神。
魏晋南北朝：风水术之传播
魏晋
魏晋产生了象管格、郭璞这样的风水术宗师(见《人物篇》)，并且还有一批擅长风水术的隐逸之士。
据《南史》记载，刘裕未发迹时，有一天与一位叫孔恭的人同游，途经曲阿、丹徒之间的候山时，孔恭说：“此地有天子气”，刘裕的先人正葬于此，刘听了此话后非常自负，后来他果然成了刘宋的开国皇帝。
《晋书》记载了几位无名氏风水师的故事：
魏舒从小就成了孤儿，为外婆收养，外婆家修建房屋，有相宅者说当出贵甥。后来，魏舒发奋，应验了相宅者的话。
陶侃从小家贫，办丧事很困难。即将下葬时，家中的牛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陶侃在找牛的途中遇见一个老头，老头告诉他说：“前面的山岗下有一条牛在沟中睡觉，若在那个地方下葬，后人可以位极人臣。”老人又指着另一处小山说：“其次是那个地方，后人可以代代出二千石的官。”老人说完就不见了。陶侃按照他的指点，找到了那头牛，并在那里埋葬了亲人。并把老人所指的另二座山告诉了周访。周访的父亲死后，周访就把他葬在那个地方。后来，周访果然官至益州刺史，周访的子孙都当了刺史。陶侃官至太尉，颇多功绩。
有个善相墓的人说羊祜的祖墓上有帝王之气，如果凿开墓就会断绝子孙，但可以“出折臂三公”。羊枯把墓凿开了，后来他骑马时跌断了手臂，但是他官至尚书，没有后人。应验了相墓者的话。
晋代也有不相信风水的人。夏侯湛出生于名门望族，性额豪侈，衣食都很讲究。在他临死时，却让人准备小棺薄葬。当时的舆论认为，夏侯湛虽然活着时不能砥砺名节，死时还能从简，也算是深达生死道理。
晋代人对“太岁”很忌讳。《晋书•徐遗传》记载：“旧疑岁辰在卯，此宅之左则彼宅之右，何得俱忌于东。邈以为太岁之属，自是游神，譬如日出之时，向东皆逆，非为藏体地中也。”徐邈在当时是一位很开达的知识分子，也相信太岁，说明风水观念深入人心。
南朝
宋明帝是个讲究忌讳的皇帝。百官论事时，如发音有“祸”“败“‘凶“‘丧”的，不论多大官，必加罪戮。当时民间称宣阳门为白门，尚书有远江温上疏时误称“白”字，明帝向来忌讳“白”字，气得骂道：“白你家门。”江温吓得半死。太后的停尸床从东宫出，明帝碰见了，以为不祥，罢免了十几个人的官职。宫内搬床或整治墙壁，必先祭土神，派文士作文祈祷。内外之人常虑犯忌，人人自危。当时，萧道成家的墓有五色云气，明帝觉得很讨厌，就暗中派人在萧家坟的四角钉了长五、六尺的铁钉，可是，萧道成最后还是做了皇帝。
刘宋民间也有相墓的专家。有个善相墓的看见苟伯玉家里的祖坟，就对伯玉的父亲说：“你家当出显贵，但不长久。”白玉听说此事，说“朝闻道，暮死可矣。”后来人白玉辅助萧道成成就了帝业，位极人臣。伯玉后被齐武帝诛杀。
南齐武帝也相信风水。当时，望气者说：“新林、娄湖、青溪并有天子气，可于此处起楼苑宫观。”武帝照办了；
南齐时，衡阳地方有一怪俗，山民生病，就说是先人为祸，必须挖祖坟，剖棺，以水洗尸骨。名为洗骨除祟。吴人顾宪之；出任街阳内史，向民众宣传生死之理，讲明生病与先人无关，终于改变了这种民俗。
陈朝时，秦郡人吴明彻用辛勤耕种的粮食换钱修祖坟，有个姓伊的占墓者说他是孝子，将来必大贵。后来，吴明彻当了大官。
这些事实说明，风水术在当时传播得很广泛。
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魏晋南北朝的地学发展情况。特别要提及的是《水经注》。三国时，有人写了《水经》，这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全国性范围内水系的专著，但内容过于简扼，北魏的郦道元依据《水经》而作《水经注》，所记河流水道一二五二条，注文达30万字，是《水经》原书字数的三十倍。其中对山陵、原隰、泽薮、火山、温泉都有记述，内容十分丰富，所记山川形胜，如《水经注•易水》记载先秦时的燕宫遗址云：“一水经故安城西侧，城南注易水，夹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钓台。参差交峙，迢递相望，更为佳观矣。”这段文字描述了建筑与山水景观之间的谐调，正是风水师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宝地。
这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方志书，对各地的地理形势有细致的描述。如《荆州记》记载今湖北长阳西北的一处风穴说：“宜都亻艮山县有山，山有风穴，口大数尺，名为风井，夏则风出，冬则风入。……亻艮山侧有石穴出清泉，中有清龙。”
隋唐五代：风水术之传播
隋朝
隋文帝杨坚是个比较开明的皇帝，他对风水术持怀疑态度；有人在他面前兜售风水那一套，他毫不客气地说：“我家祖坟所占的地方，如果说不吉利，可我当了皇帝；如果说吉利，我的兄弟又是打仗死的。”说客无以对。
隋宰相杨恭仁准备仁祖辈的葬地，请了海内有名的五、六批相地家卜地，这些人各有一套，杨恭仁不知听谁的好。他就密派人回家乡取葬地四角的土各一斗，并在历书上写着地的形势。相地家们都没说准。有个叫舒绰的说：“此土五尺外有五谷，得其一即是福地，世为公侯。”杨恭仁请舒绰到其地察看，挖地七尺，果然发现一洞穴，贮藏七、八斗粟，这里原是粟田，蚁啄而成穴。杨恭仁于是重赏了舒绰。
唐朝
唐朝的相地知识逐渐科学化。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的序文中批评过去的地学家“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李在书中对山川形胜描写得很具体，如“函谷关城，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其中劣通，东西十五里，绝岸壁立，崖上柏林荫谷中，殆不见日。……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曰天险。”后世风水师经常模仿这种文笔描写地理。
到了唐代，相地活动与风水术日益分化，风水术侧重于看坟地，迷信色彩十分严重。据《通典》卷一三八引《开元礼》记载，唐代不论是官人还是庶人，只要死了，都要“卜宅兆“卜葬日”，这成为一种很普遍的习俗。
唐初，徐勋请人卜葬，得到的占辞是“朱雀和鸣，子孙盛荣。”有个叫张景藏的相地师不以为然，认为“所占者过也。此所谓朱雀悲哀，棺中见灰。”后来，徐敬业在扬州反叛，武则天大怒，派人撬开徐勋的坟墓，焚尸为灰，应验了张景藏的断言。当时，有些知识分子懂风水。武则天当政时，侍中郝处俊极力反对高宗逊位于武则天，受到武则天冷落。郝处俊死后，有书生经过郝的墓地，说：“葬压龙角，其棺必所。”后来，郝处俊的孙子犯了罪，祸连九族，把郝处俊的坟剖开了，书生的话言中了。
“葬压龙角”就是在埋葬时，棺材压在了龙脉的角上，在当时是风水的大忌。据《摭遗》，唐玄宗猎于温泉之野，鹘飞免走，御驷疾驰，有白云先生张约的快马能跟得上玄宗。到了一个山头，看见一座新坟，张约顾视甚久，玄宗问看见了什么，张约说：“葬失其地，安龙头，枕龙角，不三年，自消铄。”旁边有樵夫，玄宗问是什么人葬于此，樵夫说是山下崔巽家。玄宗和张约来到崔家，男子尚衣斩纟衰衣，不知是玄宗。玄宗说：“山上的新坟，不是吉地!”男子说：“父亲临终前讲过，‘安龙头，枕龙耳，不三年，万乘至。”玄宗感到很惊叹。张约自叹不如崔巽，后来回到山里去修行去了。玄宗下沼罢免男子的终身徭役。
玄宗的大臣中，数张说最通风水。《大唐新语•记异》记载，开元年问，集贤学士徐坚的妻子岑氏死，他向张说请教选择墓地。张说云：平地之下一丈二尺为土界，又一丈二尺为水界。土界有土龙守，水界有水龙守。土龙六年出来晒一次太阳，水龙十二年出来晒一次，坟墓不能太接近土界和水界，否则坟墓不牢。
张说的风水知识不及湖北黄州的浮屠泓师精当。《丑庄日记》记载，浮屠泓师为张说买宅，告诫张说不要在宅东北打洞。后来，宅东北无故陷丈余，泓师说：“公当富贵一世，而谙子将不终。”张说欲平地，泓师又说：“客土无气，与地脉不连，譬身疮瘠补他肉无益也。今之俗师妄言风水者，一遇方隅坎陷，则令补筑增辏，便谓藏风聚气，岂不谬哉，君子无惑焉可也；”此外，泓师还预言到李林甫只能当十九年宰相，韦绍为列卿，这些事迹见载于《太平广记》。
当时的许多和尚都懂得风水术。江西有个叫司马头陀的，走遍了洪都诸山，钤地一百七十多处，发现湖南有一名山，和尚就在山上建立了同庆寺，有个叫王智兴的，年轻时曾为徐州门子。有个道士住在隔壁，智兴每天起床扫地，总是把道士的大门也扫干净。道士很感激，说：“我会看墓地，给你家里选块好地。”就引着智兴外出，指着一块地说：“葬先人于此；君当寿，而两世位至方伯。”后来，智兴以战功累升至侍中。
唐代设有司天监，监里的官员都懂风水术。风水宗师杨筠松就在司天监任过职，后来，杨携风水书籍逃于江西，传授弟子，形成江西派。
唐代有一种挖坟断脉气的风气。郭子仪的祖坟被宦官鱼朝恩挖了，可是，郭子仪的八子七婿都做了大官。文有掘黄巢“王气”之事，说的是中和三年（八八三），有位太白山人精通相地；观察到金州牛山傍有黄巢谷金桶水，时黄巢已称大齐年号，要打败黄巢，就得挖牛山。《挥尘后录》记载，朝廷当时派了上万人，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挖牛山，挖出一个石桶，桶中有黄腰兽，桶上有一把三尺长的剑。后来，黄巢起义军就衰败了。这个故事很荒唐，疑为后人杜撰。黄巢失败的原因自有公论，此不赘述。
唐代既有一批风水术名家，如杨筠松等人；也有一批反风水术的骁将，如吕才等人。开元之治的名相姚祟就不相信风水。据们日唐书》卷九六《姚崇传》，开元五年（七一七），唐玄宗李隆基准备到东都洛阳去，忽然报闻太庙崩坏，按风水观念，“行”而有“崩”不利出行。李隆基请来姚崇。姚崇不信这一套，说：“太庙本是苻坚时代所建，年代已久，自然会坍塌，这不值得惊怪，皇上东行，与太庙无关。”李隆基听了姚祟的话，仍然东行洛阳，结果没有发生什么事。
吕才写过驳斥风水的文章，载于《唐书•吕才传》，但是，风水师仍很推崇吕才。唐代敦煌流传的风水文献《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开卷载有“朝散大夫太常卿博士吕才推”的字样。这个现象看起来很矛盾，实际上说明风水师们想把自己的书与污七八糟的风水书相区别，故托名于吕才。
唐代风水术大盛，连皇帝都感到惊讶。《旧唐书》卷《李绛传》记载唐宪宗问李绎：“卜筮之事，习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风尚，尤更崇尚，何也？”李绛也不知该怎么回答。确实，在国力强盛、文化发达的唐朝，竟然有那么多人青睐风水术，这个现象是不好解释的。要回答，还是得从封建社会内部寻找答案。
唐代形派大师杨箔松
杨筠松，《唐书》无传，宋代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其名氏。传闻杨筠松元名益，字叔茂，筠松是他的号，祖籍窦州(今广东信宜县)，寓居江西，自称救贫先生。传闻他撰写了《疑龙经》、《撼龙经》、《立锥赋》、《黑囊经》、《三十六龙》等书。《宋史。艺文志》载有“杨救贫《正龙子经》一卷”，当为杨筠松撰。唐僖宗封他为国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掌管灵台地理事。唐亡后，他断发隐居，后死于虔州，葬于雩中药口。《葬书新注序》记载说：“在唐之时，杨翁筠松与仆都监，俱以能阴阳属司天监。黄巢之乱，翁窃秘书中禁术与仆自长安来，奔至赣州宁都怀德乡，遂定居焉。后以其术传里人廖三，廖传其子禹，禹传其婿赠武功郎谢世南，世南复传其子武功大夫海惠州巡检使永锡，遂秘而不授云。”由此可知，杨筠松的风水术是从唐代长安城传出，他在江西传授给弟子，弟子使风水术逐渐传播。
杨筠松到底写了那几本相地术书籍呢？
《月河精舍丛抄》载有丁芮朴的《风水祛惑》，其书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的考证：“风水之术，大抵不出形势、方位两家。言形势者，今谓之峦体。言方位者，今谓之理气。唐宋时人，各有宗派授受，自立门户，不相通用。今考杨筠松书，不免有疑窦。《撼龙经》专言形势，分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左辅、右弼九星，《疑龙经》亦然，其所谓九星者，特取譬之假像耳。《汉书•翼奉传》有贪狼、廉贞之文，而非星名。王逸注《楚辞》有九魁，谓北斗九星之语，而不详其名。惟道书所有，与此俱同，盖龙经所本也。而《青囊奥语》有巨门、破军、武曲、贪狠；《天玉经》有贪巨、武辅；《都天宝照经》有辅星、贪狼；皆属方位，谓之挨星，又谓之元空。《青囊序》、《都天宝照经》所称罗经，皆主方位，而《撼龙经》云‘不比寻合格地罗’，曰‘不比’，曰‘寻常’，盖轻贱之词。高其悼曰‘杨公已明言非方位之说’，是也。《青囊序》言五行，凡四见。《青囊奥语》言五行，凡二见。《天玉经》言五行，凡十一见。而《撼龙经》云‘龙家不要论五行’，此皆显然舛异者也。《青囊序》云‘晋世景纯传此术’，《青囊奥语》云‘又见郭璞再出现’。不知郭璞葬书晚出，非杨所及见。又云‘颠颠倒，二十四山有珠宝；顺逆行，二十四山有火坑’，此元陈致虚之语，乃丹家修练之术也。又云‘太极分明必有图’，此亦宋以后之说，其依托之迹，即灼然可验。且杨筠松地理宗派，自宋迄明为人所道者，是峦体。则理气非杨学，略举数条，左证其伪。《文文山集》云：黄景文焕甫乃祖赣风水名述也。大概焕甫之术，以为崇冈复岭，则伤于急；平原旷野，则病于散。观其变化，审其融结。意则取其静，势则取其和，地在是矣。其曰祖赣风水者，祖杨、曾之法也，此则明言传其法述是峦体矣。……又《直斋书录解题》载有《龙髓经》一卷、《疑龙经》一卷、《辨龙经》一卷，云皆无名字，多吴炎录以见遗。江西有风水之学，往往人能道之，即谢迭山所谓杨君南川诵杨救贫所著《三龙经》极熟者也。则《龙经》为杨筠松之书，尚是宋之相传之本。而《青囊奥语》、《青囊序》、《天玉经》、《都天宝照经》，考《宋史•艺文志》及晃公武、陈振孙两家书目，皆不著录，其为伪撰无疑。高其倬曰：‘世传杨公诸书，皆后人伪托，惟《撼龙》、《疑龙》二经是真书，’乃是先得我心之言。”
这就是说：社会上流传的托名于杨筠松的相地术书中，只有《撼龙经》、《疑龙经》是杨撰，这两本书是言形势（峦体）的。《青囊奥语》、《天玉经》、《都天宝照经》不是杨撰，因为这些书都是言方位（理气）的。这些书宣扬五行，而龙经轻视并否论五行；这些书在《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都不著录，说明是后人伪作；黄焕甫师承江西学派，黄是倡言峦体的。作为江西学派的宗师杨筠松，他的书籍当然是述峦体的。
令人质疑的是，托名于杨筠松的这些书籍，有的可能是杨从宫中窃出的，杨却以自己的名义传播，以致后人误以为杨撰；到底哪些书是杨撰，哪些是窃出的，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有必要说明的是：杨筠松是首倡形势之说的宗师，但这一派并不完全排斥方位之说。以相地术中的“五行”而论，两派都讲“五行”，但对“五行”有不同解释，甚至分出“大五行”和“正五行”。对此、，宋褚泳在《祛疑说》中有论述：“何为先子卜地，遍叩日者，就参地理之学，虽各守其师说，深浅固未易知。但二十四位之五行，亦有两说，莫之适从。自古所用大五行，虽郭璞亦守其说，谓之山家五行。然先辈皆谓莫晓其立法之，因，既无可考之理，古今岂肯通用而不疑者哉?近世蒋文举只用正五行以配二十四位，壬癸亥子为水，丙丁巳午为火，一如三命六壬之说，自谓得杨松筠之学。”杨派在流传中，不断充实其它派别的学说，稍加改造，推演新意，使其学说更完备，更有诱惑力，因此，说杨派形势学说夹杂了方位学派的思想，是完全有可能的。
杨筠松适逢唐末动乱，携带风水书籍逃出长安，贩风水于江西，带出了一批术士，因此，风水术奉之为宗师，作为崇拜的偶象。
宋代相地名流赖文俊
赖文俊是宋代相地术大师，他的生平事迹很混乱，颇难考证。传说他字太素，处州人，曾在福建的建阳县当过官，喜好相地术，于是弃职浪迹江湖，自号布衣子，世称赖布衣。
赖文俊撰有《绍兴大地八铃》及《三十六铃》，此书分龙穴砂水四篇，各为之歌。今佚。
《万姓统谱》卷97记载：“宋赖文进布衣善地理，注《四元天星》。”此处是赖文进，不是赖文俊。不知是不是音近而误，或许是两个人。
《天一阁书目》卷3有《地理大成》十五卷，题宋采山伯谦赖文俊撰，明月潭山人柯佩编辑，内有序云：“宋布衣赖伯谦撰《催官篇》，新安汪信民既尝为之注。”《地理大成》是柯佩汇集诸书而成，因为《催官篇》置于首卷，故称赖文俊撰，并不是《地理大成》都是赖文俊撰。这里，赖文俊的字变成了伯谦，不知是两个人，还是搞混。
赖文俊在福建相地很有名声，《夷坚志》记载：“临川罗彦章酷信风水，有闽中赖先知山人长于水城之学，漂泊无家，一意嗜酒，罗敬爱而延馆之。会丧妻，命卜地，得一处，其穴前小涧水三道，平流，唯第三不长，如子孙他年策试，正可殿前榜眼耳。”其子邦俊挟十三岁儿在傍，立拊其顶而顾赖曰：“足矣，足矣，若得状元身边过也得。”所谓儿者，春伯枢密也，年二十六，廷唱为第二人。赖先知山人，大概就是赖文俊，如前所述，赖文俊在福建活动，弃官浪游，“先知山人”是他的别号。
五代
钱镠曾任唐末镇海军节度使，在苏南和浙江一带形成割据势力，以后又建立了吴越政权。当时，他准备修广牙城。大公府有个术者前来游说：“王若改旧城为新城，国家的命运只有一百年；如果填筑西湖以修城，国家就会有一千年命运。诺国王您考虑。”钱镠不客气地回答：“我只想改旧为新，国运能有一百年，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后来，吴越国果真只存在了九九年。这个术者虽然言中了，但他主张填西湖，这种做法与风水一般观念相矛盾，风水术是不主张填湖的。
后晋大臣王建立相信风水。他的先人坟在榆社，王临终前对儿子说：“榆社之地，桑梓存焉，桑以养生，梓以送死。余生为寿宫，刻铭石室，死当速葬，葬必从俭，违吾是言，非孝也。”为什么王建立非要葬在此地呢?《旧五代史•王建立列传》指出：“榆林其冈重复、松桧蔼然，占者云：‘后必出公侯’。故建立自为墓，恐子孙易之也。”
后晋时，并州人任延皓以术数自荐，高祖石敬瑭器重他，让他担任了殿中监。后来，魏王承训死了，高祖请延皓择葬地，不久，高祖也死了。有个人告诉朝廷，这是延皓择地不吉，才造成重丧。继位的晋出帝就流放了延皓，延皓在路上走时，市民村夫都向他掷瓦。
后周时，风水观念中又渗进了阴曹地府等迷信内容。广顺元年（九五一），有个叫刘皞的官吏在京城中盖了枣幢房子，晚上梦见鬼对他说：“您怎么在我的坟上安床呀？我叫李五文，是阴曹鬼。”刘皞很惊奇地说：“都城内怎么会有坟呢?”那鬼说：“您有所不知。这里本是野外，后来扩城时，把此地图进来了，您若不信，就掘地看一看吧！”刘皞试着挖地，豁然看见了地府，有华第、草木、坟墓等等。
唐代，风水观念已流传到西北敦煌，从莫高窟发现的文献中，有《宅经》。这个《宅经》与现在流行的《黄帝宅经》有所不同，书中有“占宅者，见形势气色，草变迁移，祸福交并，吉凶代谢。占葬者，辨山岗善恶，营域征邪，鬼神安危，子孙隆绝。”这就把阴宅与阳宅区别开来了。敦煌文献中又有托名于吕才的《诸杂推五姓明阳等宅图经》，书中提出“阳宅福在南，德在西。“北有泽，南有高地，及林木茂盛，居其内，吉。”又有《阴阳书》，书中有镇宅法，提出“凡人居宅处不利，有疾病、逃亡、耗财，以石九十斤，镇鬼门上，大吉利。”可见，唐代西北有了很系统的风水观念，风水观念已经遍及到边睡了。
宋代：风水术之盛行
宋代盛行风水术，出现了许多名师和要籍，我们在人物篇和文献篇另有介绍。
宋代的皇帝，有的信风水，有的对风水持怀疑态度。
宋徽宗是一个很相信风水的皇帝。他原先没有儿子，有个叫刘混康的术士告诉他：“京师西北隅地势过低，如培筑增高，当得多男之喜。”徽宗就命令大兴土木，迭起冈阜，高约数仍，后来果然得了儿子。徽宗就更加相信风水术了，改筑延福宫，又命灵素择地，修建上清宝篆宫，劳民伤财，导致国库空虚、国力下降，政权衰败。他的宠臣蔡京也很相信风水，将其父葬在自认为很吉利的地方，后来还是全家被治罪了。
在宋徽宗之前，宋仁宗和宋神宗对风水都不感兴趣，甚至持批判态度。《闻见后录》记载，嘉桔年间，朝廷准备修东华门。太史进言：太岁在东不可犯。仁皇帝批其奏曰：东家之西，乃西家之东；西家之东，乃东家之西，太岁果何在?其兴工勿怠。 宋神宗也不信风水。王安石变法，大办水利，为了改良土壤，提倡把河流里浑浊多沙的河水放到田里沉积，称作淤田。朝廷设立了淤田司，总领其事。当时，有些保守分子站出来反对，说淤田把人家祖坟都冲坏了，真是缺德。为了说服这些人，神宗派遣近臣到放淤的土地里取回一些淤土，用手挖来挖去，还放在嘴里嚼，觉得很滑腻。并对群臣说：“这些土，联亲自尝过了，好得很，你们若不信，也来尝尝吧!”这一来，保守分子再也不敢反对淤田了。
宋仁宗时，翰林学士李谐曾论及当时世人的风水观念。《该闻集》载其语：“大凡置器用之物，犹择其地，况于亲乎?卜之者虑坎穴之下有涌泉伏石之类耳，非绕侥幸求福也。据阴阳家流，以地平坦为上，其次东南倾，西北高。倾则水顺流而不拥，高则冈绕抱而不缺。斯大概也，顺之则吉，逆之则凶。” 选地是为了求吉。沙阳人叶隆吉年轻时寻求阴宅葬父；一天，有个叫林理的入告诉他说距县城五里，有座罗源山，山有吉地，有诗为证：“卧龙欲腾头角起，乃安龙头案龙尾。申酉年中桂枝香，子孙折桂无穷已。”叶感到很惊奇，说本朝自来都是辰、戌、丑、未年为廷试，怎么说申、酉年及第呢?林说是按五行推算的。后来，国家以寇难多事，廷试移到戌、申年，叶果然登科。他把这归功于葬地选得好。
葬地的好坏，被认为与吉凶有关。宋人认为旧坟地不宜葬。钱希白《小说》记载宋初，钱文炳的妻子死了，炳从小精于相地术，就在报恩院侧的松林中选得一穴，有个僧人告诉他这里已有古圣贤葬于此，不可重新营葬。文炳不从，掘地发现数重石板，石中飞出一枚黑蜂对着文炳的右眉一螫，文炳头肿如斗，当晚身亡。据说，这是尧时由余氏的墓，动不得的。宋人由这个传说，推出几圣贤旧墓，都不得触动，否则有凶。
风水宝地不是时时都会对人施以福枯，这要等待机会。宋洪迈在《夷坚志》叙述叶丞相祖宅时说，仙游县叶氏家族有一百多户人家，都住在一个村子，此村有群山环侍，如屏如嶂绍兴风水师罗正甫认为当出宰相，由于有山洪倾泻，非要等待数年才有大贵。后来，叶子昂终于当了亟相。
风水宝地不是人人都可享受的，土地各有其主。《夷志坚》叙述陈魏公父墓说，福建莆田有一块富民的葬地，富民葬此处，子孙都病了。有个风水师说，这块地应当卖掉才会断除病根。后来，富民按风水师的意见卖了地，子孙的病就好了，而买地的一家不仅不病，还当上了宰相，风水师说这是地得其主。
尽管如此，讲究丧葬是民间很普遍的事情。《朱子家礼》说，老百姓死后，三月而葬，先把地形选择好，再择日开茔。 宋代很注重任宅建设。首先是外环境，宋人高似孙在《纬略•宅经》云：“凡宅东下西高，富贵雄豪；前高后下，绝无门户；后高前下，多足牛马。凡地欲坦平，名曰梁土；后高前下，名曰晋土，居之并吉。西高东下，名曰鲁土，居之富贵，当出贤人；前高后下，名曰楚土，居之凶；四面高，中央下，名曰卫土，居之先富后贫。”宋人袁采在《袁氏世范•治家》云：“屋之周围，须令有路，可以往来。”“居宅不可无邻家，虑有火烛，无人救应；宅之四周，如无溪流，当为池井，虑有火烛，无水救应。”
其次是内环境，《吴兴志•谈志》记载宋代吴兴郡治的房屋布局是“大厅居中，谯门翼其前，卞苍拥其后，清风、会景、销暑婉蜒于左，有青龙象。明月一楼独峙西南隅，为虎踞之形，合阴阳家说。”
住宅有良好的内外环境，有利于人颐养及治学。《归潜志3卷十四记载金代刘祁自述其园居云：“所居盖其故宅之址，四面皆见山。若南山西岩，吾祖旧游。东为柏山，代北名刹。西则玉泉、龙山，山西胜处。故朝岚夕霓，千态万状。其云烟吞吐，变化窗户间。门外流水数支，每静夜微风，有声琅琅，使人神清不寐。刘子每居室中，焚香一炷，置笔砚褚墨几上，书数卷，幅息啸歌。起望山光，寻味道腴，为终日乐，虽弊衣恶食不知也。” 建房。有许多禁忌，应当选择吉日，否则有灾祸。《夷坚志》记载南宋洪熙元年（一一七四），鄱阳新安乡民王五七造屋，有位叫思眼的风水师说用日不佳，犯了凶煞，不利于主人。王五七不听，竟被摔死。老百姓一听此事，都不敢犯煞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记载风水的文献不是出自风水师之手，而是由很“正经”的学者撰写。如高似孙、洪迈、袁采等人，他们根据积累的生活经验，写出了为民众所赞同的治世要言，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里，我们还要略带一笔宋代的相地知识识。代的科技比较发达，地学知识也更加丰富。沈括撰有《梦溪笔谈》，揭示了地势高下、地区不同，则气温不同。还指出历史海陆变迁的事实，论述了流水侵蚀地貌等问题。这些观点，无疑更新了地学知识。
但是，人们对新知识并不能迅速接受，相反，仍然保存着一些迷信的观念，如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记载广西灵川县的地下河水，说灵川江“古来出山外，；忽雷雨数日，神龙穿破山腹……今洞前山嘴，尚有故江迹存。”这种“龙穿山腹”的说法正是风水观念在地学中的反映。
这些地理知识无疑为风水师所利用，才使得风水术不断丰富，并得以传播。
明清：风水术之泛滥
明代
明清地学，首屈一指当推《徐霞客游记》。徐霞客一生好访名山大川，他北抵晋冀，南尽粤桂，东至浙闽，西极黔滇。潘耒在为《徐霞客游记》的序文介绍徐的游历时说：“其行不从官道，但有名胜，辄迂回屈曲以寻之；先审势山脉如何去来，水脉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一丘一壑，支搜节讨。登不必有经，
荒榛密管，无不穿也；涉不必有津，冲湍恶泷，无不绝也。峰极危者，必跃而踞其巅；洞极邃者，必猿挂蛇行，穷其旁出之窦。途穷不忧，行误不悔。限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徐霞客是一位前无古人的地理学家，也可以称他为相地大师，他不是从事风水术性质的相地，而是科学意义的相地。他对岩溶、流水、地貌等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他在楚地考察时，老百姓说麻叶洞中有“神龙”，徐不相信，亲自“持束炬入”“蛇伏以进”，使洞外守视者大为惊叹。一九九○年九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中国科学技术史学术讨论会”上，杨文衡先生撰写了《徐霞客的风水思想和活动》一文提交大会，说明学者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徐霞客与风水”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明末清初的考据学家在地学上也有贡献。顾炎武撰写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地脉》《形胜》《风土》等篇目，对舆地山川作了有益的探讨。他论述徐州地形时说：“徐州境内之山，自西南来，连络东趋，以极于海。其河自西北至，萦洄南注，以达于淮；二洪龈龉。横绝乎前；四山连属，合围乎其外；襟带江淮，上游雄视；枕联河洛，万塑为宗旨；昔人所称东方一形胜焉，信不诬者矣。”顾炎武不相信风水术，但却认定地形地势确有上乘风水、他的论述为风水师们所利用。
谈到明清相地，还有必要介绍明末吴江人计成撰写的《园冶》一书。此书在清代268年间寂然无闻：直到日本造园界发现并推崇后，才引起国内学术界重视，奉为经典。《园冶》有三卷十篇，卷一有兴造论、园说及相地、立基、屋宇、装折四篇。卷二述栏杆。卷三有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六篇。计成主张“必先相地立基，然后定其间进。”他认为“相地合宜，构园得体。”《相地篇》分有山林地、城市地、村庄地、郊野地、傍宅地、江湖地共六目。提出相地要看水，“疏源之去由，察水之来历”。但是，他与风水先生相地有很大区别，主张因地制宜，任其自然。园基应不拘方向，地势自成高低，该圆就圆，该方就方，以成天然之趣。计成的相地理论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回过头，让我们来看看明代的风水术：
朱元璋建都金陵（南京），为都城的风水花了不少精力。金陵城外诸山，都面向城内，有朝拱之意。只是牛首山和太平门外的花山，背对城垣，独无拱卫之意，朱元璋为此怅然不乐。传说他命刑部带着刑具，将牛首山痛打一百棍，又于形象如牛首处凿石数孔，用铁索锁转，使之形势向内。又让人在花山肆行采樵，不让有翠微生色。朱元漳曾有意建都北平，认为北平依山凭眺，俯视中原。近接陕中尧、舜、周文之脉，远树控制边外之威，较之金陵更加雄壮。但是，大臣们认为，元朝建都北平，地气已尽。南京是兴王本基，且宫殿已成，何必改图，且古云“在德不在险”，加上战事还未最后结束，不要移都北平。朱元障这个出身于游方和尚的皇帝只好作罢。
后来，明成祖还是把都城迁到北京了。在营建北京的过程中，始终是按照风水观念进行的。如天坛圆丘西北有座坐西朝东的斋宫，其朝向很特别，与传统的坐北朝南不一样。这是因为，当时的人认为，皇帝到天坛祭天，苍天是父，皇帝是天子，儿子在父亲面前不能坐北朝南(居尊)，否则违背了礼制。甚至斋宫的瓦都不能用黄色，而应用绿琉璃瓦，以示区别。永乐年间修的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的三殿基座呈一“土”字形，体现了五行之中，土居中央的风水思想。
明成祖对风水术有偏好，他曾多次召见风水师。一次，风水师渠仲
当着他用量天度地之物，说某地卞有石如虎，成祖信以为真。他还派许多风水师为自己卜寿陵，有廖均卿、游朝宗、等到昌平县，相得那里的黄土山吉，成祖亲自视察，改山名为天寿山。
明代民间普遍讲究风水，以士人为重。《儒林外史》记载，范进的母亲死后，范进请阴阳先生写七单。当时的阴阳先生是专替丧家推算殓葬日辰，看风水，相地脉，替人家选择吉日的职业术士。七单是记载死者入碱时辰，触犯禁例和七七日期的单子。为“谢风水”，范进花了不少银子。阴阳先生说当年山向不利，只好把棺材搁在家里不葬。终日打听风水宝地，以图得到吉祥的后果。
凡是风水宝地，人们争相抢占。湖北省武昌县有座龙泉山，自西向东绵豆九公里，直抵梁子湖畔。此山有天马行空的天马峰，有横空出世的玉屏峰，有群山排比的笔架峰；有幢幢蛔盖的宝盖峰，有高耸入云的龙帐峰。明代的达官贵人都想占据这块宝地，势力最大的要数朱元璋第六子朱帧，他被封为楚昭王，就藩武昌达五十四年。他常到灵泉山避暑，每每感叹：“惜乃阳宅，若为阴宅极佳。”于是派风水师勘定仙壤，在龙泉山找到了一块“五龙捧圣”之地。可是，这块地早在汉代时，高祖刘邦就已赐给舞阳侯樊哙，樊哙葬在天马峰下。并且，唐代的江夏王李道宗、宰相李（石奚），元代宰相沈如筠都挤在这块宝地“长眠”。怎么办？当时有个叫王化龙的风水先生私下在樊哙墓前的土中埋了一块石碑，上刻“此处本是昭王地，暂借樊哙千余年，今日时至期已满，樊哙迁移到东边。”后来，王化龙又装神弄鬼，当着众人推算某某地下有石碑，结果就挖出了那块他私埋的石碑，人们以为天意，樊哙的后代也无话可说，只好把樊哙的棺椁向东移了数百步。朱桢死后就葬在樊哈“睡”过的地方，修建了坐北朝南的陵园。以后，又有九座王寝和二十五座王纪墓挤在这块风水宝地。
明代，金（奚谷）县令刘用寅看中了本县晃氏九经堂遗址，临终前令子买下，把用寅葬在旁边，据说，用寅的后人因地荫而登进士。民间将此事传得很神。
明代传奇人物刘基
刘基，字伯温，青田（今浙江青田）人。元朝元统年间进士。朱元璋起兵，刘陈时务十八策，受到重用。明朝建立后，诸如科举、刑法、乐礼等大典，刘参预制定。
《明史》有《刘基传》，从中看不出刘在风水术方面的造诣，但是，民间却流传许多刘有关风水的故事。明人撰写的《英烈传》记载，朱元璋定都金陵，是刘基相的地；建造的宫殿，也是刘基相的地。刘基卜筑前湖为正殿基址，立桩水中，朱元璋嫌其逼窄，将桩移立后边。刘基依此断言：“如此亦好，但后来不免有迁都之举。”明成祖后来果然迁了都，被刘基说中了，另外，《乐郊私语》记载刘基在海盐县与风水先生讨论中国的龙脉，认为海盐诸山是南龙尽处，是块风水宝地，但只有周公、孔子这样的圣人才可葬于此。
民间有刘基的《堪舆漫兴》流传，无序无跋，疑为后人托刘基之名而作。
刘基晚年不得意，与宰相胡惟庸不合，忧愤成疾，归里隐居，传说被胡惟庸遣医毒死。刘基在风水先生的眼中是一位神机妙算的宗师，是风水术历史上里程碑似的人物。这样一位“神”人，不知怎么搞的，晚年竟然不走运，甚至被毒死，看来，风水是救不了人的。
刘基的思想有许多矛盾处。一方面，他相信天人感应，认为“人也者，天之子也”假于气以生。他喜欢观察天象，预测人事，推算前后八百年的事情。另一方面，他又有无神论倾向，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气，气是物质。在《郁离子》一书中，刘批判了鬼神观念，揭露了迷信的欺骗性，指出“鬼神何灵，因人而灵。夫蓍，枯草也；龟，枯骨也，物也。人灵于物者，何不自听而听于物乎？”因此，对待刘基，我们应到具体分析，批判与肯定相结合，不可率尔否定之。
相地工具：表与土圭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匠要做好本职工作，必须有方便而有效的器具。相地也是这样，没有工具，就不能准确地测定方向。我国早在上古就用土圭测量方位，战国时有了司南，汉代有了壬盘，宋代有了风水罗盘，明清还有量穴尺。土圭是用太阳光线测量方向，其它工具是利用指南针原理测量方向。郭璞《葬经》云：“土圭测其方位，玉尺度其退尔。”可见，风水先生是交相使用这些工具。
测向工具，最早可追述到“表”。
殷商测量方向用“表”，根据太阳升降时的表影，就可以确定方向。甲骨文尚未发现“表”字，但用其它的方式表示。据温少峰等《殷墟L辞研究》介绍，有“桌、甲、Ⅰ、Ⅱ、士”等字形表示。“桌”是树立木竿以为箭靶，用为测影。“甲”即木柱上喘有交横木，相当于后世的华表，可用来测影。“ⅠⅡ”表示立休，“士”像木棒插土之形，都可以用作观察日影；
周代流行用土圭。
土圭是先哲用以测日影、正四时、测度土地的器具。《周礼》一书多次提到土圭，说周代设立了各种职官分掌土圭。管理土圭的是典瑞氏，“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土圭，以致四时日．月，封国则以土地。”使用土圭的分别是土方氏和匠人，“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卡以县，眡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
土圭的用途，《周礼》也有记述，“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
土圭是怎样运用呢？前面“匠人”条已有说明，但颇费解释。“水地以县”，就是平整一块土地，作为水平面。“置势以县”，就是置一根木杆，“眼以景”，就是观察木杆的影子。“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就是确立圆规，测量日出日入的影子。“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就是白天依据太阳的影子，晚上依据极星，以测定方位的正确性。
唐来人为《周礼》作注疏，对土圭的用途也作过说明：在夏至日画漏半置土圭，审其南北；另立八尺之表，视其日影；表北得影若尺五寸，与土圭等，则为地中，可以建都。也用来测日至，如夏至日中，表影尺五寸；冬至日中，表影一丈三尺。
依上可见，土圭法就是在水平的地上立木杆，通过悬绳使 木杆垂直于地面，然后观察日出日落时木杆的投影，当两边投 影与以木杆为圆心、柱长为半径所画的圆的两交点联机，就是正东西方向。在不同的季节，要不同的掌握土圭，并且还要与 星星的位置相参照，以确立正确的方位。
土圭法至迟在商代就产生了。甲骨卜辞中有“立中”一词， “中”，像一根杆子立在一块地的中心，孙治让在《墨子闲访》云：“立一为中，而量之四面同长则圜也。”日本学者贝家茂树认为，“立中”是将一个附有游的东西立在地面上的一种仪式。其状如目，其所在地是一块水平的口形或○形的地面之中心坐标点，故曰中，其作用相当圭表测景的表；这是一种最简单、最原始的仪器，通过它可以测时间、量方位、定出于午线。
土圭在周代是通用的仪器。《诗•定之方中》：“揆之以日，作于楚宫。”就是以木杆测定方向。
现在，在河南省登封县有个观象台，传说周公曾在此处测日影，定地中。观象台上有一块石碑，称石表，用以测日影。古人认为这里就是地中，称此处为“天地所合，四风所交；风雨所会，阴阳所和。”
清代
清王朝很重视修建陵墓的风水，本书另有专篇述及。此外，清朝对阳宅建筑也是很讲究的。如颐和园的排云殿就是风水极佳之处。排云殿的位置处于从佛香阁至“云辉玉宇”牌楼中轴线的中间，有神物保枯，稳居其中，取太平吉祥之意。殿中大厦上写着“蕃厘经纬”“永固鸿基”。殿名是根据风水术祖师郭璞的诗“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中的“排云”二字命名。排云殿傍山依水，背靠苍翠的万寿山，面朝碧绿的昆明湖。慈禧太后的六十、七十两次庆寿都在此地举行，豪华您淫无比。但是，如此上乘风水，终于没有挽救大清王朝的衰败。
清代修建陵墓，主要由司天监负责。墓修得好，有重赏；修得不好，处极刑。据《九朝东华录》，康熙四年，朝廷指责司天监．汤若望等人没看好山向、没有选择好日期，于是作出决定说：“其选择荣亲王葬期，汤若望等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拟钦天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等皆凌迟处决。……杜如预、杨宏量本当依拟处死，但念永陵、福陵、昭陵、孝陵风水皆伊等看定，曾经效力，亦着免死。”
清代民间也很讲究风水。北方人修四合院，大门都开在院子正面的前左角，称为青龙门。我们如果到北京市去考察，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四合院。你能说这是迷信吗?是科学吗?你能强行居民改变这种结构吗?不能，也不必要。风水先生称这样的结构为坎宅巽门，最吉利，住在这种院子里的人在心理上很满足，认为有无形的东西在保佑他们。实际上，他们的命运都不一样，穷的、富的、破产的、发达的、死人的、多子的，并不是由院子的朝向所决定。
清代有许多关于风水方面的传闻，从中可见当时的民众习俗及心态。据《耳邮》卷四，清初，浙江诸暨县有个叫陈紫衣的建房，特地到绍兴城中请一个姓夏的风水先生勘卜地盘。先给他十块洋钱，风水先生嫌钱少了，只好又追加了二百两银子，风水先生才认认真真地帮他选了块好地。可见风水先生的敲诈和百姓对风水的追求。
清代的风水先生是很会唬弄人的。《耳邮》卷四记载，江西有个豪族的后代准备迁葬祖坟，打开墓穴，棺材已烂，陪葬的磁碗不知到哪儿去了了，尸骨也不见了。风水先生说，这就是碰上了所谓的“移尸地”，后来，在墓穴的西北角两丈远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尸骨和磁碗。风水先生对这种奇怪的现象不能进行科学解释，就用神秘的语言“移尸地”搪塞，真是骗人有术，清代纪陶在《阅微草堂笔记》卷17记载，甘肃安定有窗户人家，为争坟山打了四、五十年官司，坟山有两个坟墓，两家都说是自己祖先的坟墓，每年拜祭时，双方必定发生殴斗，此事一直闹到甘肃总督蔡西斋那里、都无法解决。
清末民初，窃取国柄的袁世凯也很迷信风水。一九二七年，宵，个自称佛隐的风水师在他撰写的《风水讲义》的序文中谈到他为袁世凯看风水。说的是袁世凯一度受到清朝廷排斥，解职归田。袁疑墓地有破败，乃遍请著名风水师看墓，都说龙真穴的向水相合，富贵不可限量，说不出破绽之处佛隐风水帅收到袁的书信，也去看墓，认为墓地有朝有托、明堂宽广，诸般贵器罗列，实是大贵之地。只是袁在穴的前后左右遍筑墙垣，使“龙身受制、气脉阻塞，不能发旺，反遭挫折。”袁世凯以为佛隐说得有理，命令工匠拆除了围墙。过了三年，袁竟然出山当了民国元首。佛隐把袁的窃国之功归于自己会看风水，大加吹嘘。这个事情，可能是佛隐的杜撰，也可能确有其事。因为，象袁世凯这个满脑袋封建迷信思想，又成天希望暴发的大野心家来说，是完全可能相信风水的。
在清末民初，也有一些风水方面的传闻。如，国民政府移都南京后，北京出现谣言，说北京的国都数运已尽，北京只有三朝定都的运气，证据是内城前三门的名称，正阳门表示元胡末年的“至正”年号；崇文门表示明朝末年的“祟祯”年号；宣武门表示清朝末年的“宣统”年号。三门已尽，再不适宜建都了，这种以“前三门”的名称附会都城“王气”的谣言，使那些没有历史知识和科学知识的百姓信以为真。
资料来源：摘录自互连网，谨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