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天监

官署名。掌管观察天象，推算历法。历代多设置，名称不同。周有太史，秦汉以后有太史令。隋设太史监，唐设太史局，后又改司天台，隶秘书省。宋元有司天监，仍与太史局、太史并置。元又设有回回司天监。明清改名钦天监，设监正、监副等官。清制，汉满并用，亦有个别欧洲传教士参加。

各个朝代都有专事观测的人。据《史记．天官书》记载：在上古，高辛氏以前有天文官重和黎，尧、舜、禹时期有羲氏与和氏；夏朝有昆吾；商朝有巫咸；周代王室有史佚和苌弘，各诸侯国也都有自己的天文官……他们往往兼有神职，是帝王的特殊顾问。东汉时期，最高级别的天文官员称作太史令，管辖天文台和明堂两个部门。具体主持天文台工作的是灵台丞，灵台丞手下有四十二个助手，其中十四人观测恒星，二人观测太阳，三人测风向，十二人测晴雨，三人测时间，七人校验钟声，还有一人叫做「舍人」，管一些杂事。总之，分工十分细致。元代以前天文机构的人员配制大体如此。元代的天文机构叫太史院。太史院下设三个局：推算局、测验局和漏刻局，共七十人。明初的天文机构下设两个分机构：司天监和回回司天监，后来司天监改称钦天监，内设天文、漏刻、大统历和回回历四科，回回历科不管编制回回历法，而是把观测推算结果提供给大统历。回回司天监也改称回回钦天监。在南京也有司天监和回回司天监，作为故都，人员和仪器配制与北京完全相同。

中国古代的天文机构具有皇家性质，太史令等天文官员，常常由皇帝亲自任命。由于编制历法和为皇帝占星是天文机构的两项主要任务，所以天文学家和占星家有时就是一回事。也正因如此，天文官享有很多特权，比如清代的法律特别规定，钦天监官员犯罪要从轻判处。

古代的人们相信，凡是将要在人间发生的灾难，上天都会通过天象的变化提前示警。从人类社会开始的那天起，就有了对天体现象的观测。

古代埃及人是根据太阳和天狼星同时在地平在线的升起，来确定尼罗河的汛期；两河流域即今日伊拉克境内最壮观的建筑物是观察天象的塔台即天文台；而中国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象图。因而，中国从夏、商、周一直到明清，都设有观察天象、预测上天意志的部门和人员。

明代从事这项工作的是带有一定神秘色彩的衙门称钦天监。明初沿元代之旧，称太史监，后改为太史监为太史院，再改名钦天监。为了探测上天的奥秘和意图，钦天监在北京和南京的东南都建有观象台，台上备有浑天仪、简仪及其它设备。钦天监设监正一人、监副二人，掌察天文、定历数及占候、推步等事。凡日月、星辰、风云、气色诸天象，皆率其属进行观测，如有变异，则视为上天示警，得具奏疏密报皇帝。其术官有春、夏、中、秋、冬官正各一人，五官灵台郎八人，五官保章正二人，五官挈壶正二人，五官监候三人，五官司历二人，五官司晨八人，漏刻博士六人。五官正主推算历法、定四时，司历、监候为其佐；灵台郎主辨日月星辰之　次、分野，以占候天象的变化；保章正专志天文的变化，以测定吉凶；挈壶正掌刻漏，以研求中星昏旦的位置；漏刻博士以漏定时，以牌换时，以鼓报更，以钟鼓晨旦，司晨佐之。钦天监所置观象台，东、南、西、北四面各有四名天文生，轮番测候。

由于该监专业性强，故监官不得改任其它衙门，子孙世袭，不得改从他业。在监官员上自五官正、五官灵台郎、下至司历、司晨、博士，以及天文生、阴阳人等，一方面要恪尽职守，观察天象、修订历法，为大营建、大征讨以及皇帝的冠婚、陵寝等选宝地、择吉日，另一方面得不断学习专业知识。在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中，天文历法是最先进的领域。根据钦天监的观察和各地奏疏，《明史》的《天文志》、《五行志》记载了大量有关太阳黑子活动、日食、月食、流星及流星雨、陨石及陨石雨、彗星、“天鼓鸣”及其它天体异常的现象。

自古以来，人类是敬畏天地的。没有了天地，也就没有了人类。太阳、月亮、白日、昼夜，山川，河流、花草、树木，赋于了人类生存的环境。天地、四季、生物的运行决定了人类最基本的生活规律。源远流长的文化告诉人类行为的准则。任何天体的变化和异常都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人类息息相关。

清初钦天监中各民族天文家的权力起伏

清初钦天监中的人事曾出现四次大规模的更动：头一次发生于顺治元年，在汤若望掌理监务之下，监中职官多改由天主教徒担任，使用《大统历》或《回回历》的天文家均遭贬黜；第二次发生于康熙四年「历狱」定谳前后，清政府在监中广置满洲监官员缺；第三次发生于康熙四年八月杨光先新任汉监正之后，习用西法的监员多遭剪除，杨光先并陆续考选了一批监官替补，初以《大统历》推历，后改用《回回历》；第四次发生于康熙八年「历狱」全面翻案之时，南怀仁率支持西法的天文家重掌监务，原监正杨光先及监副吴明烜等人均遭免官。这些人事上的大规模更张，多明显为各不同民族或派别天文学在监中势力消长的具体结果。

在满人入关的前二十余年间，监中一直未设满洲及蒙古员缺。但由于使用《大统历》与《回回历》的天文家与使用西法的天主教天文家间，在清初屡起大狱，清政府为确实掌握并监督钦天监的运作，始于「历狱」之初，广在监中安插高阶满官，康熙九年，更开始着意培养基层的天文人才，并依其它衙门例在监中增设蒙古及汉军员缺，而监中的汉人与西士自此转型为技术官僚，从旁以其专业知识协助满政权处理天文历算及阴阳选择等职事。

钦天监，为我国官署名，掌天文、气象、历法、推步诸事，占候日月星辰之变与风云气色之异。自唐以后，名称屡易。唐代秘书省设秘书监，其下有二局：一曰著作局，一曰太史局，太史局即钦天监之前身也。周武后久视元年（公元七○○），改太史局为浑仪监。唐睿宗景云元年（七一○），又改为太史监，嗣复称太史局。至肃宗干元元年（七五八）三月十九日，勒改太史局为司天台，是为单独设制之始。并将台址由长安子城秘书省西，迁至永宁坊东南。自此以后，置官较多，规模日增。设监一人，官秩为从三品（新唐书谓为正三品，我国过去官品有正从，犹言正副也），少监二人，灵台郎二人，挈壶正二人，并设春、夏、秋、中五官正五人，皆为正五品，全台正九品以上之官员，不下六十余人。

宋时设司天监，仍袭前代旧制。元至正二十七年（一三六七），改称为太史院。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复称司天监。三年，改司天监为钦天监，钦天监之名自此始。官秩及组织，微有变更，职掌与唐宋二代无异。十四年，复改钦天监主管为正五品，设令一人，丞一人。二十二年，又改令为监正，丞为监副，以迄于清。

中国天文历象之改进，甚得力于西方教士之来华，东来教士，多以天文学见称于世。崇祯二年（一六二九），采用西法开历局于北京东长安街，以徐光启督其事，西人邓玉函、龙华民、罗雅谷等协同修历，精密正确，所测无不合。

迨清人入关，续采西法，颁行天下，并任命汤若望、南怀仁入钦天监为官。南氏殁后，西方教士供职于钦天监者颇多，清代钦天监监正二人，常为满人、西人各一，皆为正五品。左、右监副二人，尽用西人，官秩为正六品。五官正五人，从六品，皆为汉人。钦天监至民国始废，其执掌由中央观象台司其事。

“外来和尚好念经” 汤若望获重用之谜

钦天监，中国古代国家天文台，承担观察天象、颁布历法的重任。钦天监正，相当于国家天文台台长。由于历法关系农时，加上古人相信天象改变和人事变更直接对应，钦天监正的地位十分重要。明代沿用的历法计算方式误差较大，不利于王朝的统治。恰在此时，传教士带来了斩历法。

汤若望是继利玛窦之后又一个明清之际的著名传教士。他是德国人，受葡萄牙耶酥会的派遣到中国传教，明天启二年（一六二）进人中国，取汉名汤若望。他有天文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崇祯三年（一六三○），徐光启预备修订新历，将汤若望从西安调到北京，进入历局成为徐光启的助手。他不仅是天文学家，在机械制造方面也十分在行，帮助祟桢皇帝制造出威力强大的“红夷大炮”，在对抗清军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使得明、清双方都将他当成不可多得的全能人才。

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他在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中坚持留在北京。六月，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城，命令城内居民搬出城外以安置大军，汤若望上书请求保护，获得清政府的优礼，他的教堂、三千卷书籍和为祟祯皇帝修订的《崇祯历书》刻板得到妥善安置。

清政府上台，一项重要的工作是编制新历法颁行天下，代替前王朝的日历。多尔衮命令钦天监官员负责新历法的修订。当时钦天监官员使用中国传统的大统历和回回历，推算出天文现象出现的时间与实际发生时间差距较大，影响到新王朝在百姓心目中的威望。多尔衮对此十分不满，召见汤若望询问有关技术问题。通过同年八月对日食时间的测定，三种历法优劣顿现，汉、回历法分别相差二刻、四刻，而“西洋新法”的测算结果丝毫不差。清政府当即宜布采用西洋新法，将新历书赐名“时宪历”，不久汤若望接任钦天监正，相当于国家天文台的台长。能推算历法的人在被当时被认为懂占星术，受到官员和民众的崇拜。自汤若望以后，直到清道光年间，钦天监官员都用西方传教士担当。

汤若望获得清朝统治者极大的尊崇，在中国受到如此礼遇的传教士独此一人。多尔衮极尊重他的意见，顺治的生母也因为汤若望治好了自己侄女即顺治皇帝未来皇后的病而感激之至。少年顺治皇帝听了太后和朝中大臣对这位西洋教士的褒扬，自然产生信赖感，更由于顺治帝极强的求知欲，屡屡召汤若望进宫讲解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两人之间建立起超越寻常君臣之间的关系。顺治帝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满语爷爷，顺治八年（一六五一）一年之内，汤若望连升三次，从“通议大夫”、“太仆寺卿”到“太常寺卿”，官级从五品升到正三品。顺治十年（一六五三），赐给汤若望“通微教师”的尊号，地位，相当于国师。顺治十五年（一六五八），汤若望获赠“光禄大夫”的荣誉头衔，官位升至正一品。不仅如此，顺治帝还经常御驾汤若望府邸，长时间畅谈。这种做法被认为尊卑不分、有违礼教，激起了朝中大臣的不满。虽然如此，汤若望仍借助与顺治皇帝的亲近关系，得到了崇高的地位和行动的自由。

汤若望早在刚担任钦天监正一职时，便在北京宜武门内建立了：一座欧式风格的雄伟教堂，参观的人员络绎不绝，顺治十四年，顺治皇帝御笔亲书“通微佳境”，制成匾额悬挂于宣武门的天主教堂，汤若望还把顺治帝御制碑文刻成石碑竖立在教堂前面。这一举动等于默认了汤若望有自由传教的权力。事实上，汤若望也经常利用接近皇帝的机会向皇帝灌输基督教义，顺治皇帝也阅读了有关书籍。由于汤若望的声望，中国境内的传教士都得到了保护，入教的群众竟达上万人。

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才二十四岁的皇帝因病去世，他的继承人是年仅八岁的小皇帝康熙，宫内由祖母皇太后照料，朝中则由四位顺命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鳌拜、遏必隆联合执政，实权人物则只有鳌拜。随着顺治皇帝的去世，汤若望的地位每况愈下。首先是顺治末年，一个略有小名的文人杨光先写作《摘谬论》和《辟邪论》，投疏到礼部，分别攻击西洋新法和基督教，在前书中，杨光先认为汤若望别有用心地用西洋历法替代中国本土历法，是蔑视大清的恶毒之举，在后书中以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为参照系全面批驳基督教义。由于顺治帝尚在世，礼部官员拒绝了杨光先的弹劾申请。传教士一方于康熙三年由利类思创作（天学传概），介绍天主教的产生及在中国的传播历史，反驳杨光先的指控。文中过分夸大基督教义的神圣，激化了矛盾。这时，汤若望中风病倒，由南怀仁代其履行公务。杨光先代表着反西方传教士的一批人，包括儒士、回教徒等人，他们积极支持杨光先，使这一案件越来越复杂。

康熙三年秋到次年春天，朝廷公开审理此案，杨光先指控汤若望等人犯有三条大罪：阴谋叛逆、宣扬邪教和传布错误的天算学。长期审判的结果是，汤若望和钦天监七位官员被判处死刑，各地传教土集中到北京接受审讯，拆毁全国教堂。但在审判的最后关头，北京发生强烈地震，顺治帝的母亲孝庄太后直接干预此案，汤若望和仆人才被释放，五名中国官员仍被处死。不久汤若望病故，葬于利玛窦墓旁，集中到北京的二十五名传教士被驱逐出境。

杨光先就任钦天监监正。走马上任后，他遇到历法推算的技术问题，杨光先恢复大统历和回回历，结果当然错误百出。康熙年事稍长，不满于鳌拜的专权，从钦天监人手追查。康熙八年（一六六九）春，康熙仿效乃父顺治命汤若望的助手南怀仁和杨光先实地测试，以辨优劣。经过几次考查，杨光先败下阵来，被革职，病死在回安徽老家的途中。

康熙皇帝恢复了汤若望的尊号，肯定了他的贡献。南怀仁接任钦天监监正，经过这一重大曲折，中国天文学重新获得了发展的机遇，以后历任钦天监主要官员均为西方传教士。传教士在天文学上取得胜利，传教的阻力却越来越大，清政府对传教活动的控制康熙中后期以后越来越紧，最终进入全面禁教阶段。

资料来源：摘录自互连网，谨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