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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宅概论 《上》《下》 城市形胜: 悠久的历史,众多的民族,几十个朝代和政权的兴替,随之产生了丰富的都城文化。都城是政治的中心、经济的枢纽、军事的城堡,因此,在地理上必须很讲究。选择城址,一定要考虑自然条件,诸如山川地利、水土物产、气候风景、都要精心分析。这样,就产生了者城风水的理论和实践。 古汉语中,“国”字往往 者城的代名词。《吕氏春秋•慎势》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 一般情况,都城简称为都。《释名》说:“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
都城又称京师。《公羊传》说:“京师者,天子之居也。京者,大也。师者,众也。” 建筑城邑、住宅是很严肃而重大的事情。从考古看,殷商的卜辞中有许多关于建筑的记载,如“王乍邑?帝若?”(王要建邑?上帝同意吗?)“王有石才鹿北东,乍邑于之?”(王有石在鹿地的东北,作邑于此。)这些卜辞是问修城邑有没有祸祟?方向合不合适? 殷商的城建颇具规模,从郑州和安阳发掘的遗址看,基址的朝向接近磁针的正方向,即正南北向或正东西向。基址底部呈水平状。这些说明当时已经掌握了测定方向的水平的技术。 风水关于都城的建筑观念,与般的阳宅理论基本相同,只是有两点区别: 一是求大。都城基址必须选择大环境,地大、山大、明堂大、水的弯曲大,只有容易大,才能修建庞大的都城。 一是龙脉集结处。缪希雍《葬经翼》说:“关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龙首也。翼州者,太行之正,中条之干也。洛阳者,天地之中,中原之粹也。燕都者,北陇尽,鸭绿界其后,黄河挽其前,朝迎万派,拥护重复,北方一大人也。之数者自三代以来靡不为帝王之宅,然兴衰迭异者,以其气有去来之不齐也。”这段话讲的是西安、洛阳、北京的龙脉地形,特别推崇北京,因为作者所处的明代都城在北京,所以向封建统治者献媚。 下面,我们从风水的角度,分别介绍古代都城的营建情况。 北京:北依山险、南控平原。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它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周武王封尧的后代于此,当时叫蓟丘,后来成为燕国的国都。辽代以北京为陪都,称燕京或南京。金代于1153年迁都北京,改名为中都,从此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元代以北京为大都,以“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原则建设北京,奠定了北京城的规模。明初定都应天(今南京),为了杀元代的王气,拆除了元朝的宫殿,把北城墙向南推移。明成祖迁都北京,为了体现皇权的核心地位,把全城的中轴线向东推移了150米,新建的宫殿都在中轴在线,又在线北堆筑了一座景山,用以镇元代残余的王气,以便明代长治久安。清代仍以北京为都城,增建了地坛、日坛、月坛,用以祭祀。北京城南面有天坛,北面有地坛,东南有日坛,西面有月坛,分别表示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 北京之所以历来成为军事重镇、政治中心,这与其地理形势有关。它地处华北平原与西北蒙古高原、东北松辽平面之间,西北是燕山山脉,西南是太行山脉,南面是华北平原,东面是渤海湾。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环抱渤海,成为拱卫北京的屏障。北京北依山险,南控平原,处于北京小平原、南方大平原、北方山地之间,必然引起历代先哲的重视。 元代蒙古贵州巴图南曾对忽必烈极力推荐北京,《元史•巴图鲁》记载巴图南语:“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于是,忽必烈决定定都于燕。 元代的士人都知道北京的地理位置重要,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描述北京“右拥太行,左注小伙子海,抚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 明初,朱元璋攻下北平(北京),询问大臣可否在此建都。臣僚们认为这是元代亡国之地,王气已尽,不宜建都。翰林修撰鲍频说:胡主起自沙漠,立国在燕,及是百年,地气已尽。南京兴王之地,不必改图。 明成祖在靖难之役赶走明惠帝后,他不愿意到南京去当皇帝,有意留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他的封地(时称燕京),龙潜于此,多有经营。上有所好,下必应之,他的臣僚纷纷表示赞同。《明实录•太宗实录》记载群臣上疏:“伏惟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俯视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势,足以控制四夷,制天下,成帝王万世之都也。” 明人普遍认为定都北京是明智之举。万历年间修撰的《顺天府志》卷一云:“燕环沧海以为池,拥太行以为险,枕居庸而居中以制外,襟河济而举重以驭轻,东西贡道来万国之朝宗,西北诸关壮九边之雉堞,万年强御,百世治安。” 明末,朱明政权江河日下,大厦将倾。有些风水先生认为应归罪于明成祖迁都北京,明代都燕200年,英宗被俘,武宗被围阳和、李自成围京师,多灾多难,政局一直不稳。 北京离北边的边界太近,确实造成明政权时有不安。但是,明政权衰败的原因不在地理,而在封建统治者。如果不是这样,清朝怎么能继续在北京建都二百多年? 现在,北京正在全国、全世界发挥它的巨大作用。 南京:虎踞龙盘、依山傍水。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几句诗。“虎踞龙盘”四个字是对南京地形的描述。 南京的西面有座石头城,故址在今南京市清凉山,像一个蹲着的老虎,东面有钟山,像盘曲的卧龙。所以,历来的人们称南京为“虎踞龙盘”。这个称呼由来已久,据晋代张勃的《吴录》,刘备派遣诸葛亮到南京,诸葛亮叹道:“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北周庚信在《哀江南赋》云:“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书志》解释说:“虎踞龙盘,帝王表其尊极。”唐代李白在《永王东巡歌》云:“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可见,“虎踞龙盘”一词已为人们认同。 南京先后有不少王朝和政权在此建都。三国的东吴以及后来的东晋、宋、齐、梁、陈连续在此建都,史称六朝古都。以后,南唐、明朝、太平天国辛亥革命、蒋介石国民政府都在此建都。 南京的名称多有变化,战国时楚置金陵邑,秦称秣陵,东吴称建业,晋及南朝称建康。明称南京,南唐和清朝称江宁府,太平天国称天京。 南京地势险要,四周是山,北高南低,易守不易攻。西边有秦淮河入江,沿江多山矶。从西南往东北有石头山、马鞍山、四望山、卢龙山、幕府山,东北有宁镇山脉的最高峰钟山,北边有富贵山、覆舟山、鸡笼山,南边有长命州、张公州、白鹭州等沙州形成夹江,这些天然屏障拱卫着南京,使得历代统治者都很看中这块宝地。 不仅如此,南京还处在经济发达和交通便利大环境中,东南的太湖平原和钱塘江流域是资源丰富的粮仓,形成了很好的经济基础。沿江可上溯到九江、武汉,沿江下行可到上海,加上秦淮河与太湖水系,使得南京四通八达。 据说,早在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灭越,在今清凉山筑城,又埋金以压王气。 元末朱元璋起兵,儒士冯国用、陶安、叶兑纷纷主张取南京而定天下。《明史•冯国用传》记载冯对朱元璋说:“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朱元璋曾命儒士为钟山赋诗,邓伯言云:“鳌足立四极,钟山一蟠龙。”这是一句极赞南京有帝王之气的诗,朱元璋拍案大声叫绝,邓件言以为太祖发怒了,吓得半死。
朱元璋听从了儒士的建议,由刘基等人相地,精心营建南京。《明实录》卷21记载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修筑城墙和宫殿的情况:“八月,庚戌朔,拓建康城。初,建康旧城西北控大江,东进白下门外,距钟山既阔远,而旧在城中,因元南台为宫,稍卑隘。上乃命刘基等卜地定,作新宫于钟山之阳,在旧城乐白下门之外二里许,故增筑新城,东北尽钟山之趾,延亘周回凡五十余里。规制雄壮,尽据山川胜焉。”
太平天国也存在定都北京还是定都南京之争。洪秀全执意定都南京,认为南京地连三楚,势控三江,群山屏围,长江襟带,钟阜有龙蟠之像,石城有虎踞之形。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1864年又被湘军攻陷,农民革命惨遭失败。许多史学工作都认为太平天国不应当定都南京,而应当锐意北伐,直取北京,夺取全国胜利。定都太早,只能使革命意志衰退。 风水先生对南京的龙脉走向有过描述。李思聪在《堪舆杂着》谈南京寻龙时说:“若南京牛首之龙,自瓦屋山起,东庐山至漂水蒲里,生横山、云台山、吉山、祖堂山而起牛首双峰,特峙成天财土星。左分一枝,生吴山至西善桥止,复于肘后逆上,生大山、小山。右分一枝,生翠屏山,从烂石冈落,起祝禧寺,至安德门,生雨花台,前至架,冈门上方门而止。”这一套说法很烦琐,我们切不可拘泥。 西安:南阻秦岭、北滨渭河。 西安,古代称为镐京、长安,它是我国著名的古都。西周以丰、镐为都,秦以咸阳为都,均在西安附近。西汉、新、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都在西安建都。东汉、曹魏、后唐都在西安建有陪都。 历代统治者之所以看中了西安,这与西安的地理形势有关。西安地处关中平原,南阻秦岭,北滨渭河,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史记•留侯世家》记载汉代张良对西安的赞誉:“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进而,天府之国也。” 咸阳紧邻西安,秦朝建都咸阳。咸阳在九 山南、渭水北,山水俱阳,故名咸阳。秦朝修建咸阳,运用了天体观念。把渭河比作天体的银行“天汉”,以各座宫殿比作星座,四周有许多通道,咸阳宫居中,形成了众星拱辰,屏藩帝都的格局,体现了“万世一系”的秦帝国都城的宏伟和尊严。 隋朝立国后,放弃了原来的长安城,在东南另建新城,《隋书•文帝纪》记载:“此城从汉以来,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于是,选择了“山川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的龙首高原建新城。长安新城南对终南山及子午谷,北临渭水,东有、灞二水,城西一片平原。宫城在城市中部偏北,宫殿坐北朝南,“南面称王”。当时称为大兴城。 唐代改大兴城为长安,并且增修宫殿。唐朝皇帝认为隋朝的宫城建筑所处地势偏低,便在东北龙首原高阜上新建了大明宫,又在城内修建了兴庆宫。整个长安城布局工整,它以南北御道——朱雀大街为中轴线,东西两边各有54个坊和一个市,表现出对称美。长安城的格局对北京城的建筑形式是有影响的。日本的奈良和京都是仿照长安城兴建。 洛阳:天下之中、山河拱戴。 洛阳号称九朝故都。先后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武后)、后梁、后唐、后周在洛阳建都。 洛阳位居“天下之中”,八方辐凑。它北临邙山,南系洛水,东压江淮,西挟关陇。它有群山环绕,东据虎牢关,西控函谷关,北通幽燕,南对伊阙。人称“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 风水先生认为洛阳是龙脉集结处。李思聪在《堪舆杂着》论洛阳龙势时说:“洛阳,即今之河南府也。从嵩山而来,过峡石而北,变作冈,龙入首后,分一枝结北邙山托于后。山虽不高,蜒蜿而长顿。起首阳山,分出一枝至黑石关为水口,中扩为堂局,而四山弘农,好阳诸涧,乃左界水,流入黄河,绕于北邙之后。洛河悠扬,至蛩县而与黄河合,一大聚会也。” 早在西周初年,洛阳就被周公看中了,并且以都城的规模进行勘测。《尚书》记载周公摄政的第五年,以占卜的形式相洛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 水西,惟洛食,我又卜 水东,亦惟洛食。”《尚书》又记载“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洛邑是当时世界上最早按照事前周详规划而建筑的城市。分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这是洛阳作都城之始。洛阳有伊、洛、 涧、四条河流贯穿其间,它在洛水之北,从战国开始,人们称洛邑为洛阳。洛邑在战国之前称王城,地址在今洛阳以西。 东汉至北魏,都城建在今洛阳以东的白马寺。隋唐时,洛阳大加扩建,隋炀帝、武则天以洛阳为东京,经常住在洛阳。据说,隋炀帝、武则天以洛阳为东京,经常住在洛阳。据说,隋炀帝对洛阳的地形很欣赏,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初,炀帝尝登邙山,观伊阙,顾曰:‘此非龙门邪?自古保因不建都于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遂议都焉。” 开封:北据燕赵、南通江淮。 开封,在战国时魏国建都称大梁,五代后梁建都称为东都,后晋、后汉、后周在北建都称为东京,宋代在此建都称为汴京。因此,开封被称为六朝故都。 开封位于黄河中游的南岸,地处中原和华北大平原的西部边缘。它北据燕赵,南通江淮,西峙嵩岳,东挤青齐。它的附近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它之所以被统治者看中,关键在于它处在经济富庶之地,交通方便,利于居内控外。 风水先生对开封的地形并不推崇,但对城内的建筑却自有见解。《挥尘后录》记载了北宋徽宗赵佶相信茅山道士的风水观,并且付诸实践。其文:“元符末,掖庭讹言崇出,有茅山道士刘混康以法 符水为人祈禳,且善逐捕鬼神,出入禁内,颇有验。佑陵登极之初,皇未广,混康言京城东北隅,形加少嵩,当有多男之祥,始命为数仞岗阜,已而后宫占熊不绝,上甚喜,由是崇信道教,土木之工兴矣,一时佞幸,因而逢迎,谒国力经营之,是为艮岳。” 杭州:天目余脉、山青水秀。 杭州,旧称临安,五代的吴越国和南宋在此建都。 杭州位于钱塘江的北岸,大运河在此与钱塘江相交。它的西北是天目山,西南和东南是龙门山和会稽山。它风景如画,封建统治者很乐意陶醉在湖光山色之中,所以在此建都。以至于宋代诗人林升斥责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 有关杭州的风水,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记载明正德三年(1508)郡守杨孟瑛所述:“杭州地脉,发自天目,群山飞翥,驻于钱塘。江湖夹挹之间,山停水聚,元气融结……南跨吴山,北兜武林,左带长江,右临湖曲,所以全形势而周脉胳,钟灵毓秀于其中。” 李思聪在《堪舆杂着》论杭州干龙说:“杭州干龙自天目起,祖远不能述。从黄山大岭过峡后,一枝起南高峰,从石屋过钱粮司岭,起九曜山,越天山,过慈云岭。起御教场、胜果山、凤凰山,过万松岭,起吴山入城。一枝起北高峰,从桃园岭青芝坞跌断,起岳坟后乌石山,从智果山保叔塔入城,来龙沿江而下,皆自剥星峦遮护,隔江诸峰,远映护龙,直从萧山至海门。坐天弧天角星,从别子门石骨渡江,起皋亭诸山,作下砂兜转。右界水自严州桐庐流入钱塘江;左界水自余杭西溪流入官河,惜两界公流未河,城中诸河塞阻秽浊,脉络不清。” 银川:四塞险固、贺兰作屏。 银川,西夏王朝的都城,从公元11世纪到13世纪,作为都城长达189年,称作兴州。 银川西北有贺兰山之固,黄河绕其东南流。四塞险固,可攻可守。 银川作为夏都,有个神奇的传说。《西夏书事》卷十记载,公元1017年,“夏六月,有龙见于温泉山(即今贺兰县暖泉以西的贺兰山),山在怀远镇北。(李)德明以为瑞,遣官祀之,于是有迁都之意。”到了公元1020年,夏太宗李德明迁都怀远镇,改名兴州。 贺兰山山势雄伟,林草丰美,经济富庶,交通便利,这是夏在银川建都的根本原因,所谓“龙瑞”,不过是风水附会而已。 城市形胜的类型: 我国的城市与地理形势的关系,大致有以下几类。 群山环抱类。如兰州地处黄河上游,四周群山绵亘,特别是皋兰山似天然屏障横卧在城南,各式各样的古建筑依山就势,层层相因。如乌鲁木齐位于天山北麓,四面环山,东面巍峨的博格达冰峰的山腰有一湖碧绿的天池。如河北承德在群山包围之中,山上林木茂密,山中一块绿草如茵的平原和一泓湖水。盛夏时节气候凉爽,清朝统治者在此修建了避暑山庄。 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类。如昆明在群山之中网开一面,著名的滇池增添了城市的美色。如青岛三面是山,一面临海。 三面环山、一面平原类。如郑州北有太行,西依邙山,西南为岳蒿山,东北是华北平原。 依山傍水类。拉萨在雅鲁藏布江支流拉萨河北岸,旁边高耸着普陀山,布达拉宫依山而建,气势雄伟。大理位于点苍山下、洱海之滨,周围是一片扇状平原。长沙位于湘江之滨,西岸有葱茏的岳麓山。泉州位于晋江入海处,市北有清源山。 水口交合类。常德在沅水入洞庭湖处,湘西物资在此集散。武汉在长江和汉水的汇合处,市内有龟蛇二山。上海在长江入海处。宁波在甬江上游鄞江与姚江两河交叉处。 临水类。无锡在太湖之滨。福州滨海,市中心有于山。南昌在赣江下游、鄱阳湖西南岸。 作为一个城市,可以不靠山,但一定要临水,无水则不能生存。如果有山靠则更好,可以防止水淹,又可以取得木材资源。风水原则是对城市形胜的概括,城市的兴建应当考虑风水原则。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历代的城建经验,采用最佳原则建设现代化城市 庙观与文塔: 寺观占山: 天下名山僧占多,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佛教占有峨眉山、普陀山、五台山、九华山。道教占有青城山、武当山。凡是名山,都有宗教寺观。一般说来,寺是佛教供佛、观是道教供仙。庙是统称,供神。 为什么僧侣要占据名山呢?因为名山风水好,能吸引游人。游人越多,香火越旺。再则,市井已被世俗贵族龚断,僧侣们只好到山间寻找归宿。山间最适宜僧侣修行。 早在东晋,慧远法师就在庐山“选精舍,尽山林之美”。到南朝时,其风日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僧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云游天下,一方面是布教,另一方面是选择吉地。唐代自在禅师曾经“命弟子至江南选山水佳丽处,将以终老。”佛、道之间为了争夺四川青城山,大动干戈,一直闹到朝廷,由皇帝出面才解决。 占据了名山,还要善于选择修建寺观的地点。《园治•相地篇》提出:“略成小筑,足征大观”,这就是说要使寺庙和名山形成“千山抱一寺,一寺镇千山”的布局。应当以点控面,点面结合,善于选择制高点、转折点、空白点,使寺庙选择在最佳位置。 寺观要处理好山水相依的关系,“山以水为脉,水以山为面”,“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依山面水,善于借景、让景,巧用自然地形,使建筑与自然相协调。 寺观多选在山顶极峰,或者半山腰,或者依傍悬崖峭壁,这样便于极目远眺、俯临凡界。同时可以超世脱俗,表现出神秘的色彩。人们仰看半天云中的寺观,就会想到它是神与人的媒介、是天帝到人间的中转站,是非常神圣的地方。从而提高寺观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寺观建筑往往采取“土包屋”的形式,即三面群山环绕,奥中有旷,南面敞开,寺庙隐于万树丛中的幽深之处,这样可以藏气避风,十分雅静。敞开的一面是明堂,是进出的场所。 寺观建筑又采取“屋包山”,即寺庙沿山坡覆盖,背枕高峰,拾级而上,气宇轩昂,一片黄澄。 寺观建筑还采取虎踞龙盘之势,背倚大山,两翼侧岭远远回抱如襟带,又像伸开屈抱太极的双手。 寺观最基本的建筑原则是因其自然,相彰得益。不可擅动土方,不可乱砍林土,以免伤害了地脉,跑了生气。 我国寺观很多,如果实地考察,我们会发现许多有益的经验: 苏州的虎丘山园林善于综合处置地貌,在两丘间的上山香道上点缀着几处小景,以提高人们的游兴。以千人石广场为中心,作为风景集中区域。在西面山上修建了楼台亭阁,作为用以远眺的观赏区。东山和后山幽静隐秘,别成天地。虎丘山上建有虎丘塔,被整个风景区簇拥,十分突出。 四川灌县二王庙建在山势陡急的玉垒山麓,前面紧贴都江古堰。修庙时,为了让出空间和增加气势,特将山门退至山坡上,又在路上修了小巧美观的牌楼门,用以烘托山门 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坐落在山坡上,两侧有峡谷,谷对面又是高山,这种地势,风水先生称为“二龙戏珠”,因为佛光寺被两条形似蛟龙的峡谷环绕着。这里取水方便,又不会因山洪淹没。寺的西南有一口井,常年不涸,风水先生说这井通着东海龙王宫殿。 湖北武当山建筑也讲究风水。传说明永乐十年(1412),明成祖朱棣命令工部督促30万人在武当山修建道教观宇。朱棣先后下旨说:“尔往审度其地,相其广狭,定其观制,悉以来闻,朕将卜日营建其体。”“今大岳太和山金顶砌造四周墙垣,其山本身分毫不要修动,其墙务随地势高下。”这就是规定,建筑群要根据山岳来确定建筑用地,建筑物要随地势因地制宜。在所有的出家人中,以道教的道士最擅长风水,他们撰写风水书籍,传播风水观念,收带徒弟,坚持实践。所以,道教的宫观是最讲求风水的,一般都选在风水最好的地方。 道士们信奉阴阳五行学说,宣扬生死造化,必然会派生出一套风水理论与实践。 道教于晋代四川青城山修了上清宫,于北魏在山西恒山修了悬空寺,于唐代在陕西华山修了长春洞,又在湖北五当山修了五龙祠,还在安徽齐云山修了石门寺,福建武夷山修了天宝殿,于宋代在山东崂山修了太清宫。这些地方风水极佳。 佛教是外来教,僧人不太讲究风水。但是,任何外来文化一进入中国本土,就必然会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使外来文化变形,成为“半土半洋”的文化。佛教也受到风水观念的影响,南北朝时,他们寺庙往往修在城镇之中,如南朝自梁时大兴佛寺,楼台殿宇鳞次相望,杜牧有诗感叹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后来为了追求风水,佛寺也上山了。在四川峨眉山修了万年寺,在云南鸡足山修了迦叶殿,在湖北玉泉山修了玉泉寺,在安徽九华山修了化成寺,在浙江天台修了国清寺,普陀山修观音院。 许多名山,佛道共同占有。如山东泰山、湖南衡山。 可以这样说,没有哪一座名山没有寺观。诸如前面还未提到的安徽黄山、天柱山;浙江的雁荡山;江西的庐山、龙虎山;广东的罗浮山;云南的西山;北京的香山;天津的盘山;河北的苍岩山;辽宁的千山;江苏的栖霞山、花果山,等等。只要我们有兴趣去考察,一定可以发现许多风奥秘。 文塔: 我们到农村去考察,汽车还没进县城,有时老远就可以看见一座像笔杆的塔;步行还没进村,有时也会看到村口有塔。这就是文塔。 文塔,又称文风塔、文峰塔、文笔塔、文昌塔。它盛行于明中叶至清代。一般修得细长,似毛笔插入云宵,似乎要在苍天上书写什么。文塔修在县城郊外的山上或村镇进出口的土丘上。文塔标志这个地方的人们重视教育,是儒家用来兴文运的一种建筑形式,同时也是风水观念的产物。 风水认为,文塔位居水口,乃一邑一郡一乡水门之华表。修文塔,要先观水神是否有情。朝水有情,则可贮其元气。文塔要合六秀,或合贪狼区门星,或受临官完带帝旺水,切忌沐浴死墓绝胎水纳朝。坐向以去处为向,来处为坐。起天父地母卦而推高以合贪狼,用阔狭中心而推尺寸以合武曲。其丈尺方寸不可克山,否则会克文星,导致文运不昌。修塔要用风水罗盘测向,用罗经中针盘格定三吉六秀宜生旺食神方。文塔可弥补当地文峰低小之缺陷,使当地多出士子。明清的学人个个都想考中科举,所以许多乡村都修建了文塔。 湖北钟祥县有文峰塔。此塔建在龙山上,塔有22级,达16米,巍峨雄姿,为郢中城东制高点。塔铁竖有铁笔一支直刺青天,大有倚天铺云,尽写乾坤沧桑之势。当地学子见到此塔,由然而生追慕前贤,振兴文运的感慨。文峰塔是当地文风炽盛的标志,也起到了美化山川的作用。据说,此塔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文塔,它创建于唐朝广明元年(880),重建于明朝洪武二十二年(1389)。 贵州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有一座文笔闹堂石塔。它以城北的五峰作为笔架,城东的堰塘作为砚台,含义是祈求当地学子文运兴盛。 陕西韩城县有个文星塔,修建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山川形势,明朝冷崇在《创建文星塔记》说:“杨公来我县为官,上任后就游览了韩城县的山川名胜,对韩城的风景非常喜爱。但是感到有所不足的是东北方向的山峰还不够耸拔,于是与本县乡绅士们商议,修建一座浮图(风水塔)来弥补它。塔上塑了一个魁星像,塔北建了一座文昌庙,于是风景更加完美了。” 安徽省旌德县城有个文昌塔,是按照风水观念修建。由于旌德县城的地形像“五龟出洞”,如果让龟出走了,就会带走文运和财气。又由于县城西南方有一座形状似火的梓山,导致城里经常失火。为了“定龟”和“镇火”,就在清朝乾隆年间修了这座塔。 有些地方讲究气派,将文塔变为文昌阁、奎星楼,这样耗资更大,人可以登临其上。修建这种楼阁,一方面是弥补自然环境的某种缺陷,另一方面是使心理上得到满足,人们将当地的好运都归于修建了文楼或文阁。江西《芳溪熊氏青云塔志》记载:“芳溪四面皆山,东有桐冈相台,西有狮岭风坡,北有牛洞太山,南有炉峰笔架,其镇密之势列如屏墙,惟东南隅山势平原。”于是,“自雍正乙卯岁依形家之理于洪源、长塍二水交汇之际特起文阁以镇之。又得万年桥笼其秀,万述桥砥其流,于是财源之茂,人文之举,连绵科甲。” 现在,文塔还大量存在于乡村,它点缀得山川更加美丽,成为人们旅游之地,也反映出农村文运兴盛的新貌。我们不能因为它是风水的物产物就捣毁它,保留它是有意义的。 资料来源:摘录自互连网,谨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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