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水歷史和文獻
一：先秦——風水術之孕育
先秦時期還沒有產生風水術，但是，與風水術有關的相地行為已經產生。
早在原始社會，先民就知擇地而居。《墨子•辭過》雲：“古之民，未知為富室時，就陵阜而居，允而處。”所謂陵阜，就是河流的臺階地帶。許多考古遺址都是在靠近水邊的土坡上發現。先民生活在這樣的地帶，容易取水和捕魚，也不會受到洪水的淹沒。這正是後世風水師提倡的“近水而居”原則。
從考古發現的住宅看，位於氵產河右岸臺階地帶的新石器時代坡遺址，幾乎所有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這樣可以取得冬暖夏涼的效果。這正是後世風水師提倡的“子午向”原則，歸納考古發現的遺址，先民對住宿的要求是，地勢要取坡度臺階地；地形要選在河床邊；土質要乾燥．地基要堅實；水源要充足；水質要純淨；變通要方便；四周要有林木；環境要幽雅。這些條件都要通過相地才能達到，後世風水師很推崇這一套。
進入階級社會後，相地知識就豐富多了。
從甲骨卜辭和《詩經》看，商周時代已經對地形及水文有了明確的劃分。陸地分成山、阜、丘、原、陵、岡；河床地帶分為兆、廠、渚、滸、淡；水域類型有川、泉、河、澗、沼、澤、江、汜、沱、等。
《尚書。禹貢》是我國第一部區域地理專著，它以天然的山川、河流、海岸為界，將疆域劃分為九個大的自然區，稱為九州。又按照我國地勢西高東低的特點，記述了黃河、淮河、長江三大流域間的二十多座山嶺，為後世風水師的“龍脈說”提供了依據。
《山海經》是我國第一部堪稱上古地理百科全書的文獻。它由《山經》、《海經》、《大荒經》三部分組成。《山經》又稱《五藏山經》，它依東南西北中方位，記述了447座山，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山嶽地理專著。《山經》記載了神秘的山穴，如《南山經》有“南禺之山……其下多水，有穴焉。水春則入，夏乃出，冬則閉。”
《管子》一書的《地員》《地度》《地數》等篇目是傑出的地學論文。《地員篇》論述了地勢、地形、土壤、水文，並以“五土配五音”，後來發展為“五音五行”的風水觀念。《地數》記述了土地表層與裏層的相應關係，指出“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注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土地的表裏關係，正是後世風水師所想探討的。
《周禮》一書記載了與風水密切相關的土宜法，《司徒》篇雲：”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這就是說，以各種土地適宜於各類人民、鳥獸、草木的法則，辨別十二土地區域中各物名號，占視人民的居處，知道趨利避害，使人民旺盛，使鳥獸繁殖，使草木生長。
林尹在《周禮今注今譯》中，結合風水觀念說：“十二土，古王者封國時應天上星宿之位分為十二。《春官•保章氏》以星辨九州之地，鄭注雲：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女取}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樑，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按十二土謂應天上星而分之十二土地區域也。”
不僅《周禮》有此記載，《逸周書•度訓》亦雲：“土宜天時，百物行治。”可見，“土宜”在先秦是通行的術語和方法。
後世的風水先生很推崇土宜法，宣揚天地對應觀念，將天上的十二次與地面區域附會，劃分十二區域，作為判別吉凶的依據。
由此可見，先秦的相地知識為風水術的產生提供了前提。
二：秦漢——風水術之發生
秦代
秦代有了地脈觀念。秦統一後，派蒙恬修長城，開馳道。秦始皇死後，趙高矯詔逼令蒙恬自殺，當時，民間傳說蒙恬之死是因為他“絕地脈”所致。司馬遷在《史記•蒙恬列傳》對這種說法提出了異議：“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秦代有了王氣觀念。《晉書•元帝紀》談到南京地理時說：“始皇時望氣者雲‘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遊以壓之，改其地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又據《太平寰宇記》卷95記載，秦代的長水縣有一座山（今浙江省嘉興縣南邊），秦始皇聽術士說山上有王氣，便遣發了一批死囚去挖山，囚徒們受不了勞苦，一哄而散。
秦代營建了巨大的土木工程。有陽宅阿房宮，又有陰宅始皇塚。阿房宮占地近三百里，離宮別館遍佈在山谷，以南山為宮門，以樊川做池子，阿房前殿可坐近萬人。始皇塚動用七十萬民夫，挖空了驪山，穿透了三重息壤，規模之大，真可謂空前絕後。這兩大工程的實施，說明秦代相地水準是很高的。
秦代講究墓葬吉凶。韓信年輕時，母親死，家裏窮，不能在村墓中葬母，就擇“高敞地”葬母。後來他功成名就，封為楚王。又據《管氏地理指蒙》卷四記載，秦末李仲翔祖葬城紀，他三次夢見有人告訴他，葬地的山形如川字，法當戰死。仲翔不信，漢初果戰于狄道而死。
秦人西首而葬，墓向東方，主墓道在墓坑的東端，這可能與秦園地處西睡，企圖東進有關，也可能是他們有了以西為尊的觀念。
西漢
談到西漢的風水術，有必要先介紹一下漢代的相地知識。空前發達的地學，正是風水術產生的基礎。 ”
當先秦學者在《禹貢》中把我國的山勢大致劃定之後，漢代學者又在此基礎之上創立了有名的“三條四列說”，它們分別是：
北條：岍——吱（陝境渭河北岸）——荊山——壺口——雷道（陝晉間）——太嶽——砥柱——析城——王屋（晉南）——太行——恒山——褐石（河北）
中條：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隴陝)熊耳——外方——桐柏——陪尾（魯南）。分支：蟠塚（陝南）——荊山——外方——大別（鄂皖境）
南條：岷山——衡山——敷淺源（廬山）
第一列：岍——碣石（即北列）
第二條：西傾——陪尾（即中列主幹）
第三條：蟠塚——大別（即中列分支）
第四條：岷山——敷淺源（即南條）
這些山脈正是後世風水師所說的龍脈。
漢代對地理概念有了更加準確的認識。《爾雅》有《釋地》《釋丘》《釋山》《釋水》，都是解釋地理現象的，如“下濕曰隰，大野曰平，廣平曰野，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
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出土了西漢的《地形圖》《駐軍圖》《城邑圖》，圖中已能清楚地表示出山脈、山簇、山峰、山谷、河流，並且比較精確。
漢代雖然有了豐富的相地知識，但畢竟還是缺乏科學性。人們的迷信思想仍然很嚴重，對地理現象缺乏正確的認識，這種狀況很容易滋生風水觀念。
下面，讓我們再來看看漢代的風水術發生。
漢初勵精圖治，術數不興。但也有術士，漢文帝時，有個叫新垣平的人自稱能望氣，說長安東北有五彩神氣，好象人戴的帽子。文帝居然相信了，就在渭河邊修了個五帝廟，用以祭五帝，用大堆木柴燃燒，新垣平說是天上降下來了光輝，文帝一時高興，封他為上大夫。後來有人揭發新垣平，文帝知道上了當，就殺死了他。
漢武帝時，司馬遷不相信風水，他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於沉湘，北涉汶泗，走遍了名山大川，但他在《史記》中不講風水，當時也不興風水。
但是，漢武帝時有了堪輿家。《史記•日者列傳》記載漢武帝聚會占家，問某人可娶否，堪輿家言不可。這時的堪輿家不是風水師，而是上觀天文，下察地理的占候之士。
西漢稱相地為形法。
西漢又有了“諱西益宅”，“諱被刑為徒，不上丘墓”。說明風水觀念已經開始萌生。就在西漢，出現了一位傑出的唯物論者楊王孫，他堅決反對厚葬，連薄葬也認為不必要。《漢書•楊王孫傳》記載了楊的一篇書信，楊說：“夫厚葬誠無益于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彈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于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為枯臘，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他在臨終前，囑咐兒子，將遺體脫光，裝在布袋，入地七尺，下葬後將布袋取出，讓裸體與土挨在一起。他的兒子和親友不忍心這樣做，楊反復疏通他們的思想，終於得到裸葬。楊王孫的葬事驚動了社會，有人斥為異端，有人大為欽佩。可是，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沒有人願意效仿他。從唯物論的觀點看，楊王孫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值得推崇。
東漢
東漢民風很重視喪葬。時人王符在《潛夫論•浮侈篇》指出：“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 極養，死乃祟喪，或至金縷玉匣，{木需}梓姬楠，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塚，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
重視喪葬，必然導致風水觀念的發生。王充在《論衡》中詳細地介紹了當時的風水忌諱，讀者不妨去讀一讀其中的《薄葬朋四諱》《調時》《譏日》《蔔筮》《辨祟》《難歲》《詩術》諸篇，從中可以對東漢的風水習俗作比較全面的瞭解。
據應助的《風俗通義》卷九，漢代汝南地方有個姓彭的墓上立有石人石獸，有個人不小心把一塊點心遺失在石人旁，於是有人情口開河說石人能治病，才有人送點心給石人。此話一傳開，方圓幾十裏的人都來供奉石人。這說明民間具備了接受風水觀念的溫床，形成了一種風氣。
《後漢書》記載了東漢有關風水的故事。《郭鎮傳》說順帝時，河南人吳雄少時家貧喪母，不選擇土地，也不選擇時間就把母親埋了，巫士都說吳雄將來要被滅族的。但是，吳雄和他的兒子、孫子都官至廷尉，沒有凶禍。
又有相信風水而大貴的例子。《後漢書•袁安傳》記載，袁安的父親死後，他的母親要他去訪求葬地。袁安在路上遇見三位書生，書生們指著一塊地說：“葬此地當世為上公”。袁安照此辦了，後來果然累世隆盛。
東漢末年，江東豪強孫堅的父親死了，四處訪尋葬地。有個異人對他說：“你是想當百世諸侯?還是想當四世皇帝?”孫堅說想當皇帝。異人乃指一處，孫堅按照異人指的地形埋葬了父親。當時富春江有沙漲暴出，又有異人說：“此沙狹而長，子孫將為長沙矣。”後來，孫堅任長沙太守，他的後代孫權至孫皓四世稱帝。這個故事，可能是風水先生後來杜撰的。
還有因相信風水而倒楣的例子。桓帝時，汝南陳伯敬小心謹慎，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起居講究規範，從不觸動忌諱。後來，他一直沒有得到官運，反而因女婿不法，被太守邵夔怒而殺死，成為時人的笑料。
東漢時興鎮墓文，即在墓地撰文，讓死者安逸，活人得福。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出土的簡文中有鎮墓文雲：“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平裏五大夫張偃敢告地下主”“上天蒼蒼，地下茫茫，死人歸陰，生人歸陽。生人有裏，死人有鄉。”民間有了明間觀念，東漢阮璃《七哀詩》雲：“其其九泉室，漫漫長夜台。” 東漢的高雅之士都不信風水，前面提到的王符、王充、應劭都是抨擊風水的。政治上主張開明的東漢黨人懂得風水，但不講究風水。據馮夢龍《古今笑史•塞語部》記載：“徐孺子，南昌人，與太原郭林宗遊，同稚還家。林宗庭中有一樹，欲伐去之，雲‘為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有木，困字不祥。’徐曰：‘為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有人，囚字何殊?’郭無以難。”徐和郭鬥智，郭最後沒有砍樹，任其自然。
但是，東漢士人對居住環境還是很講究的。《後漢書•仲長統傳》記載仲長統對住宅的要求是“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幣，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背山臨流，前有場圃，這正是風水術對陽宅的基本原則。
東漢的風水觀念對後世有很大影響。如徐孺子說的“囚”字，風水家視為大忌，蓋房不能先修圍牆，修房不能沒有通路，墓地不能閉得太緊，否則，這都會犯囚字禁。又如“犯土”，民間營建宅舍，小遭疾厄，就說是“犯土”。考察“犯土”忌諱之源，出自東漢。漢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宮裏的人都說是因為修繕聖舍日才觸犯了土禁。這個說法傳到民間，就有了“犯土”之說。
由此可見，東漢是風水術發生的時代，民間有了風水之習俗。
三國占筮術士管輅
管輅是三國時山東平原的術士。他容貌醜陋，不講禮儀，性好嗜酒，言談無常。就是這麼一個怪才，從小就喜歡仰視星辰，得人輒問星名，夜不肯寐，父母禁而不能止。他常說：“家雞野鵲，猶尚知時，況於人乎?”每與小兒做遊戲，就在地上畫天文，人們歎為奇才。成人後，精通《周易》、風角、占相，遠近揚名。
管輅善於推測陰宅怪異。有一次，他經過毋丘儉的墓地，倚樹而歎：“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諱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屍，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後來，果然應驗。管輅能根據墓地“四象”預言吉凶，後世風水師推崇他為祖師。
管輅能用占卦的方式說出墓中事。有郭恩三兄都患辟疾，管輅通過占卦推測他們的叔母墓中有“女鬼”，是郭恩等應受到的報應。郭恩三兄弟只好交待了過去的罪責。
管輅也能說出陽宅怪事。有個婦女得了病，請管輅筮之，管輅說：“你屋裏西邊埋有兩個男子，一男持弓箭，主射胸腹，所以你心口疼；另一男持矛，主刺頭，所以你頭疼。”那婦女把地掘開，果有二男持器。
管輅還能占生死。劉奉林的夫人病了，管輅說：“到了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死”，後果如其言。管格根據自己的長相，推測自己的死期在四十八歲，後來，他果然只活了四十八歲。
社會上流傳有《管氏地理指蒙》十卷一百篇，是風水術中的一部巨著，書前有管輅的自序。其實，這是偽託于管輅，不可盡信。
晉代風水鼻祖郭璞
郭璞（二七六至三二四），字景純，河東聞喜（屬山西省）人。《太平廣記》卷十三記載他“周識博物，有出世之道，鑒天文地理，龜書龍圖；艾象讖緯，安墓卜宅，莫不窮微，善測人鬼之情況。”這些記載頗有些傳奇色彩。不過，他這人確實是博學有高才，曾注《爾雅》、《三蒼》、《方言》、《山海經》、《楚辭》、《穆天子傳》。又寫了不少詩詞，代表作有《遊仙詩》、《江賦》等，詩的主旨多是宣揚避禍、延壽、漫遊神仙世界等情調，具有虛無飄渺的人生觀。因此，人們稱他為文學家、神仙家、訓訪學家。
不僅如此，民間傳聞不少關於郭璞相術方面的故事，又流傳有郭璞撰寫的《葬書》。
《葬書》把風水術從傳統的相地術中分離出來，對風水一詞作了具體的解釋，全面論述了風水術的理論與實踐，從而奠定了風水術的基礎。於是，人們又稱郭璞為風水鼻祖、相地術宗師。這裏，先介紹晉人幹寶在《搜神記》中記載的幾則有關郭璞占筮的事情：
傳說郭璞曾跟隨廬江太守胡孟康打雜，愛上了胡府的一個婢女，於是作法巧娶其女。他將三鬥小豆撒在胡宅周圍，胡孟康第二天早晨恍恍榴榴地發現有數幹人圍其宅，急忙請郭璞占宅，璞說：“您家裏不應畜養這個婢女，可于東南20裏處賣掉，價格要便宜，這樣才可逢凶化吉。”胡孟康信以為真，趕緊賣了婢女，郭璞暗地令人賤買此婢，攜婢而去。行前，投符于井中，收回小豆。胡孟康一直不知是郭璞在作法，反而十分感激郭璞，到處宣傳郭璞是相宅高手。
劉淵的將領趙固死了匹心愛的戰馬，請教郭璞該怎麼辦，。郭璞要他派幾十個人拿竹竿向東行三十里，攪打林草。這些人照此做了，得到了一隻象猿的動物，這個動物在死馬頭上噓吸了一口氣，死馬就活了，奮迅嘶鳴，飲食如常，眾人皆以郭璞為神。
郭璞能夠用《周易》占墓測病。當時揚州有個大官顧球的姐姐病了四十年，請郭璞筮。郭璞筮得“大過”之“升”，就按照卦辭內容解釋：“大過卦者義不嘉，家墓枯楊無英華。振動游魂見龍車，身被重累嬰妖邪。法由斬招殺靈蛇，非己之咎先人暇。”這就是說，顧球的先人曾殺過一條靈蛇，導致“塚墓枯楊無英華”，使後人生病。顧球於是搜訪家事，果如郭璞言，趕緊祭拜靈蛇，姐姐的病很快就好了。病好後，有數千隻鳥回翔在屋上，天上呈現出雲龍牽車、五色晃爛之景，人們都非常驚訝。
《南史•張裕傳》記載，張裕的曾祖父張澄準備葬父，“郭璞為占地說：葬某處，年過半百，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葬另醊豐富，超過凡人。另外，他善於總結經驗，生前曾將筮驗的60多件事彙編成《洞林》，作為占筮的借簽，加上他秉性聰慧，巧智多謀，善於言辭，又得到高人的指點，終成正果。
最後，有必要說明的是，郭璞的事蹟不可盡信，也不可完全不信。他根據生活中的各種跡象推測事情的結果，只合乎邏輯，是完全有可能言中的。有時，他先作一些模棱兩可的預測，再做一些手腳，也是有可能的。他生前一定有許多事情沒有占中，這些例子是不會流傳下來的。因為人們神化他的同時，是不願意淡化並貶低他的。凡是被人吹捧的人，總是越吹越神，以至分不清是人還是神。
魏晉南北朝：風水術之傳播
魏晉
魏晉產生了象管格、郭璞這樣的風水術宗師(見《人物篇》)，並且還有一批擅長風水術的隱逸之士。
據《南史》記載，劉裕未發跡時，有一天與一位叫孔恭的人同游，途經曲阿、丹徒之間的候山時，孔恭說：“此地有天子氣”，劉裕的先人正葬于此，劉聽了此話後非常自負，後來他果然成了劉宋的開國皇帝。
《晉書》記載了幾位元無名氏風水師的故事：
魏舒從小就成了孤兒，為外婆收養，外婆家修建房屋，有相宅者說當出貴甥。後來，魏舒發奮，應驗了相宅者的話。
陶侃從小家貧，辦喪事很困難。即將下葬時，家中的牛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陶侃在找牛的途中遇見一個老頭，老頭告訴他說：“前面的山崗下有一條牛在溝中睡覺，若在那個地方下葬，後人可以位極人臣。”老人又指著另一處小山說：“其次是那個地方，後人可以代代出二千石的官。”老人說完就不見了。陶侃按照他的指點，找到了那頭牛，並在那裏埋葬了親人。並把老人所指的另二座山告訴了周訪。周訪的父親死後，周訪就把他葬在那個地方。後來，周訪果然官至益州刺史，周訪的子孫都當了刺史。陶侃官至太尉，頗多功績。
有個善相墓的人說羊祜的祖墓上有帝王之氣，如果鑿開墓就會斷絕子孫，但可以“出折臂三公”。羊枯把墓鑿開了，後來他騎馬時跌斷了手臂，但是他官至尚書，沒有後人。應驗了相墓者的話。
晉代也有不相信風水的人。夏侯湛出生於名門望族，性額豪侈，衣食都很講究。在他臨死時，卻讓人準備小棺薄葬。當時的輿論認為，夏侯湛雖然活著時不能砥礪名節，死時還能從簡，也算是深達生死道理。
晉代人對“太歲”很忌諱。《晉書•徐遺傳》記載：“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以為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為藏體地中也。”徐邈在當時是一位很開達的知識份子，也相信太歲，說明風水觀念深入人心。
南朝
宋明帝是個講究忌諱的皇帝。百官論事時，如發音有“禍”“敗“‘凶“‘喪”的，不論多大官，必加罪戮。當時民間稱宣陽門為白門，尚書有遠江溫上疏時誤稱“白”字，明帝向來忌諱“白”字，氣得罵道：“白你家門。”江溫嚇得半死。太后的停屍床從東宮出，明帝碰見了，以為不祥，罷免了十幾個人的官職。宮內搬床或整治牆壁，必先祭土神，派文士作文祈禱。內外之人常慮犯忌，人人自危。當時，蕭道成家的墓有五色雲氣，明帝覺得很討厭，就暗中派人在蕭家墳的四角釘了長五、六尺的鐵釘，可是，蕭道成最後還是做了皇帝。
劉宋民間也有相墓的專家。有個善相墓的看見苟伯玉家裏的祖墳，就對伯玉的父親說：“你家當出顯貴，但不長久。”白玉聽說此事，說“朝聞道，暮死可矣。”後來人白玉輔助蕭道成成就了帝業，位極人臣。伯玉後被齊武帝誅殺。
南齊武帝也相信風水。當時，望氣者說：“新林、婁湖、青溪並有天子氣，可于此處起樓苑宮觀。”武帝照辦了；
南齊時，衡陽地方有一怪俗，山民生病，就說是先人為禍，必須挖祖墳，剖棺，以水洗屍骨。名為洗骨除祟。吳人顧憲之；出任街陽內史，向民眾宣傳生死之理，講明生病與先人無關，終於改變了這種民俗。
陳朝時，秦郡人吳明徹用辛勤耕種的糧食換錢修祖墳，有個姓伊的占墓者說他是孝子，將來必大貴。後來，吳明徹當了大官。
這些事實說明，風水術在當時傳播得很廣泛。
這裏，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魏晉南北朝的地學發展情況。特別要提及的是《水經注》。三國時，有人寫了《水經》，這是我國第一部記述全國性範圍內水系的專著，但內容過於簡扼，北魏的酈道元依據《水經》而作《水經注》，所記河流水道一二五二條，注文達30萬字，是《水經》原書字數的三十倍。其中對山陵、原隰、澤藪、火山、溫泉都有記述，內容十分豐富，所記山川形勝，如《水經注•易水》記載先秦時的燕宮遺址雲：“一水經故安城西側，城南注易水，夾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釣台。參差交峙，迢遞相望，更為佳觀矣。”這段文字描述了建築與山水景觀之間的諧調，正是風水師所津津樂道的風水寶地。
這時期還出現了一些方志書，對各地的地理形勢有細緻的描述。如《荊州記》記載今湖北長陽西北的一處風穴說：“宜都亻艮山縣有山，山有風穴，口大數尺，名為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亻艮山側有石穴出清泉，中有清龍。”
隋唐五代：風水術之傳播
隋朝
隋文帝楊堅是個比較開明的皇帝，他對風水術持懷疑態度；有人在他面前兜售風水那一套，他毫不客氣地說：“我家祖墳所占的地方，如果說不吉利，可我當了皇帝；如果說吉利，我的兄弟又是打仗死的。”說客無以對。
隋宰相楊恭仁準備仁祖輩的葬地，請了海內有名的五、六批相地家蔔地，這些人各有一套，楊恭仁不知聽誰的好。他就密派人回家鄉取葬地四角的土各一鬥，並在曆書上寫著地的形勢。相地家們都沒說准。有個叫舒綽的說：“此土五尺外有五穀，得其一即是福地，世為公侯。”楊恭仁請舒綽到其地察看，挖地七尺，果然發現一洞穴，貯藏七、八鬥粟，這裏原是粟田，蟻啄而成穴。楊恭仁於是重賞了舒綽。
唐朝
唐朝的相地知識逐漸科學化。李吉甫在《元和郡縣誌》的序文中批評過去的地學家“飾州邦而敘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異端，莫切根要。”李在書中對山川形勝描寫得很具體，如“函谷關城，路在穀中，深險如函，故以為名。其中劣通，東西十五裏，絕岸壁立，崖上柏林蔭穀中，殆不見日。……東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穀，號曰天險。”後世風水師經常模仿這種文筆描寫地理。
到了唐代，相地活動與風水術日益分化，風水術側重於看墳地，迷信色彩十分嚴重。據《通典》卷一三八引《開元禮》記載，唐代不論是官人還是庶人，只要死了，都要“卜宅兆“蔔葬日”，這成為一種很普遍的習俗。
唐初，徐勳請人卜葬，得到的占辭是“朱雀和鳴，子孫盛榮。”有個叫張景藏的相地師不以為然，認為“所占者過也。此所謂朱雀悲哀，棺中見灰。”後來，徐敬業在揚州反叛，武則天大怒，派人撬開徐勳的墳墓，焚屍為灰，應驗了張景藏的斷言。當時，有些知識份子懂風水。武則天當政時，侍中郝處俊極力反對高宗遜位於武則天，受到武則天冷落。郝處俊死後，有書生經過郝的墓地，說：“葬壓龍角，其棺必所。”後來，郝處俊的孫子犯了罪，禍連九族，把郝處俊的墳剖開了，書生的話言中了。
“葬壓龍角”就是在埋葬時，棺材壓在了龍脈的角上，在當時是風水的大忌。據《摭遺》，唐玄宗獵于溫泉之野，鶻飛免走，禦駟疾馳，有白雲先生張約的快馬能跟得上玄宗。到了一個山頭，看見一座新墳，張約顧視甚久，玄宗問看見了什麼，張約說：“葬失其地，安龍頭，枕龍角，不三年，自消鑠。”旁邊有樵夫，玄宗問是什麼人葬于此，樵夫說是山下崔巽家。玄宗和張約來到崔家，男子尚衣斬糸衰衣，不知是玄宗。玄宗說：“山上的新墳，不是吉地!”男子說：“父親臨終前講過，‘安龍頭，枕龍耳，不三年，萬乘至。”玄宗感到很驚歎。張約自歎不如崔巽，後來回到山裏去修行去了。玄宗下沼罷免男子的終身徭役。
玄宗的大臣中，數張說最通風水。《大唐新語•記異》記載，開元年問，集賢學士徐堅的妻子岑氏死，他向張說請教選擇墓地。張說雲：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為土界，又一丈二尺為水界。土界有土龍守，水界有水龍守。土龍六年出來曬一次太陽，水龍十二年出來曬一次，墳墓不能太接近土界和水界，否則墳墓不牢。
張說的風水知識不及湖北黃州的浮屠泓師精當。《醜莊日記》記載，浮屠泓師為張說買宅，告誡張說不要在宅東北打洞。後來，宅東北無故陷丈余，泓師說：“公當富貴一世，而諳子將不終。”張說欲平地，泓師又說：“客土無氣，與地脈不連，譬身瘡瘠補他肉無益也。今之俗師妄言風水者，一遇方隅坎陷，則令補築增輳，便謂藏風聚氣，豈不謬哉，君子無惑焉可也；”此外，泓師還預言到李林甫只能當十九年宰相，韋紹為列卿，這些事蹟見載于《太平廣記》。
當時的許多和尚都懂得風水術。江西有個叫司馬頭陀的，走遍了洪都諸山，鈐地一百七十多處，發現湖南有一名山，和尚就在山上建立了同慶寺，有個叫王智興的，年輕時曾為徐州門子。有個道士住在隔壁，智興每天起床掃地，總是把道士的大門也掃乾淨。道士很感激，說：“我會看墓地，給你家裏選塊好地。”就引著智興外出，指著一塊地說：“葬先人於此；君當壽，而兩世位至方伯。”後來，智興以戰功累升至侍中。
唐代設有司天監，監裏的官員都懂風水術。風水宗師楊筠松就在司天監任過職，後來，楊攜風水書籍逃於江西，傳授弟子，形成江西派。
唐代有一種挖墳斷脈氣的風氣。郭子儀的祖墳被宦官魚朝恩挖了，可是，郭子儀的八子七婿都做了大官。文有掘黃巢“王氣”之事，說的是中和三年（八八三），有位太白山人精通相地；觀察到金州牛山傍有黃巢谷金桶水，時黃巢已稱大齊年號，要打敗黃巢，就得挖牛山。《揮塵後錄》記載，朝廷當時派了上萬人，用了一個多月時間挖牛山，挖出一個石桶，桶中有黃腰獸，桶上有一把三尺長的劍。後來，黃巢起義軍就衰敗了。這個故事很荒唐，疑為後人杜撰。黃巢失敗的原因自有公論，此不贅述。
唐代既有一批風水術名家，如楊筠松等人；也有一批反風水術的驍將，如呂才等人。開元之治的名相姚祟就不相信風水。據們日唐書》卷九六《姚崇傳》，開元五年（七一七），唐玄宗李隆基準備到東都洛陽去，忽然報聞太廟崩壞，按風水觀念，“行”而有“崩”不利出行。李隆基請來姚崇。姚崇不信這一套，說：“太廟本是苻堅時代所建，年代已久，自然會坍塌，這不值得驚怪，皇上東行，與太廟無關。”李隆基聽了姚祟的話，仍然東行洛陽，結果沒有發生什麼事。
呂才寫過駁斥風水的文章，載于《唐書•呂才傳》，但是，風水師仍很推崇呂才。唐代敦煌流傳的風水文獻《諸雜推五姓陰陽等宅圖經》，開卷載有“朝散大夫太常卿博士呂才推”的字樣。這個現象看起來很矛盾，實際上說明風水師們想把自己的書與污七八糟的風水書相區別，故託名于呂才。
唐代風水術大盛，連皇帝都感到驚訝。《舊唐書》卷《李絳傳》記載唐憲宗問李繹：“卜筮之事，習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風尚，尤更崇尚，何也？”李絳也不知該怎麼回答。確實，在國力強盛、文化發達的唐朝，竟然有那麼多人青睞風水術，這個現象是不好解釋的。要回答，還是得從封建社會內部尋找答案。
唐代形派大師楊箔松
楊筠松，《唐書》無傳，宋代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其名氏。傳聞楊筠松本名益，字叔茂，筠松是他的號，祖籍竇州(今廣東信宜縣)，寓居江西，自稱救貧先生。傳聞他撰寫了《疑龍經》、《撼龍經》、《立錐賦》、《黑囊經》、《三十六龍》等書。《宋史。藝文志》載有“楊救貧《正龍子經》一卷”，當為楊筠松撰。唐僖宗封他為國師，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掌管靈臺地理事。唐亡後，他斷發隱居，後死於虔州，葬於雩中藥口。《葬書新注序》記載說：“在唐之時，楊翁筠松與僕都監，俱以能陰陽屬司天監。黃巢之亂，翁竊秘書中禁術與僕自長安來，奔至贛州寧都懷德鄉，遂定居焉。後以其術傳裏人廖三，廖傳其子禹，禹傳其婿贈武功郎謝世南，世南複傳其子武功大夫海惠州巡檢使永錫，遂秘而不授雲。”由此可知，楊筠松的風水術是從唐代長安城傳出，他在江西傳授給弟子，弟子使風水術逐漸傳播。
楊筠松到底寫了那幾本相地術書籍呢？
《月河精舍叢抄》載有丁芮樸的《風水祛惑》，其書對這個問題作了詳盡的考證：“風水之術，大抵不出形勢、方位兩家。言形勢者，今謂之巒體。言方位者，今謂之理氣。唐宋時人，各有宗派授受，自立門戶，不相通用。今考楊筠松書，不免有疑竇。《撼龍經》專言形勢，分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左輔、右弼九星，《疑龍經》亦然，其所謂九星者，特取譬之假像耳。《漢書•翼奉傳》有貪狼、廉貞之文，而非星名。王逸注《楚辭》有九魁，謂北斗九星之語，而不詳其名。惟道書所有，與此俱同，蓋龍經所本也。而《青囊奧語》有巨門、破軍、武曲、貪狠；《天玉經》有貪巨、武輔；《都天寶照經》有輔星、貪狼；皆屬方位，謂之挨星，又謂之元空。《青囊序》、《都天寶照經》所稱羅經，皆主方位，而《撼龍經》雲‘不比尋合格地羅’，曰‘不比’，曰‘尋常’，蓋輕賤之詞。高其悼曰‘楊公已明言非方位之說’，是也。《青囊序》言五行，凡四見。《青囊奧語》言五行，凡二見。《天玉經》言五行，凡十一見。而《撼龍經》雲‘龍家不要論五行’，此皆顯然舛異者也。《青囊序》雲‘晉世景純傳此術’，《青囊奧語》雲‘又見郭璞再出現’。不知郭璞葬書晚出，非楊所及見。又雲‘顛顛倒，二十四山有珠寶；順逆行，二十四山有火坑’，此元陳致虛之語，乃丹家修練之術也。又雲‘太極分明必有圖’，此亦宋以後之說，其依託之跡，即灼然可驗。且楊筠松地理宗派，自宋迄明為人所道者，是巒體。則理氣非楊學，略舉數條，佐證其偽。《文文山集》雲：黃景文煥甫乃祖贛風水名述也。大概煥甫之術，以為崇岡複嶺，則傷於急；平原曠野，則病於散。觀其變化，審其融結。意則取其靜，勢則取其和，地在是矣。其曰祖贛風水者，祖楊、曾之法也，此則明言傳其法述是巒體矣。……又《直齋書錄解題》載有《龍髓經》一卷、《疑龍經》一卷、《辨龍經》一卷，雲皆無名字，多吳炎錄以見遺。江西有風水之學，往往人能道之，即謝疊山所謂楊君南川誦楊救貧所著《三龍經》極熟者也。則《龍經》為楊筠松之書，尚是宋之相傳之本。而《青囊奧語》、《青囊序》、《天玉經》、《都天寶照經》，考《宋史•藝文志》及晃公武、陳振孫兩家書目，皆不著錄，其為偽撰無疑。高其倬曰：‘世傳楊公諸書，皆後人偽託，惟《撼龍》、《疑龍》二經是真書，’乃是先得我心之言。”
這就是說：社會上流傳的託名于楊筠松的相地術書中，只有《撼龍經》、《疑龍經》是楊撰，這兩本書是言形勢（巒體）的。《青囊奧語》、《天玉經》、《都天寶照經》不是楊撰，因為這些書都是言方位（理氣）的。這些書宣揚五行，而龍經輕視並否論五行；這些書在《宋史•藝文志》、《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都不著錄，說明是後人偽作；黃煥甫師承江西學派，黃是倡言巒體的。作為江西學派的宗師楊筠松，他的書籍當然是述巒體的。
令人質疑的是，託名于楊筠松的這些書籍，有的可能是楊從宮中竊出的，楊卻以自己的名義傳播，以致後人誤以為楊撰；到底哪些書是楊撰，哪些是竊出的，還有待進一步考證。有必要說明的是：楊筠松是首倡形勢之說的宗師，但這一派並不完全排斥方位之說。以相地術中的“五行”而論，兩派都講“五行”，但對“五行”有不同解釋，甚至分出“大五行”和“正五行”。對此、，宋褚泳在《祛疑說》中有論述：“何為先子蔔地，遍叩日者，就參地理之學，雖各守其師說，深淺固未易知。但二十四位之五行，亦有兩說，莫之適從。自古所用大五行，雖郭璞亦守其說，謂之山家五行。然先輩皆謂莫曉其立法之，因，既無可考之理，古今豈肯通用而不疑者哉?近世蔣文舉只用正五行以配二十四位，壬癸亥子為水，丙丁巳午為火，一如三命六壬之說，自謂得楊松筠之學。”楊派在流傳中，不斷充實其他派別的學說，稍加改造，推演新意，使其學說更完備，更有誘惑力，因此，說楊派形勢學說夾雜了方位學派的思想，是完全有可能的。
楊筠松適逢唐末動亂，攜帶風水書籍逃出長安，販風水於江西，帶出了一批術士，因此，風水術奉之為宗師，作為崇拜的偶象。
宋代相地名流賴文俊
賴文俊是宋代相地術大師，他的生平事蹟很混亂，頗難考證。傳說他字太素，處州人，曾在福建的建陽縣當過官，喜好相地術，於是棄職浪跡江湖，自號布衣子，世稱賴布衣。
賴文俊撰有《紹興大地八鈴》及《三十六鈴》，此書分龍穴砂水四篇，各為之歌。今佚。
《萬姓統譜》卷97記載：“宋賴文進布衣善地理，注《四元天星》。”此處是賴文進，不是賴文俊。不知是不是音近而誤，或許是兩個人。
《天一閣書目》卷3有《地理大成》十五卷，題宋采山伯謙賴文俊撰，明月潭山人柯佩編輯，內有序雲：“宋布衣賴伯謙撰《催官篇》，新安汪信民既嘗為之注。”《地理大成》是柯佩彙集諸書而成，因為《催官篇》置於首卷，故稱賴文俊撰，並不是《地理大成》都是賴文俊撰。這裏，賴文俊的字變成了伯謙，不知是兩個人，還是搞混。
賴文俊在福建相地很有名聲，《夷堅志》記載：“臨川羅彥章酷信風水，有閩中賴先知山人長於水城之學，漂泊無家，一意嗜酒，羅敬愛而延館之。會喪妻，命卜地，得一處，其穴前小澗水三道，平流，唯第三不長，如子孫他年策試，正可殿前榜眼耳。”其子邦俊挾十三歲兒在傍，立拊其頂而顧賴曰：“足矣，足矣，若得狀元身邊過也得。”所謂兒者，春伯樞密也，年二十六，廷唱為第二人。賴先知山人，大概就是賴文俊，如前所述，賴文俊在福建活動，棄官浪遊，“先知山人”是他的別號。
五代
錢鏐曾任唐末鎮海軍節度使，在蘇南和浙江一帶形成割據勢力，以後又建立了吳越政權。當時，他準備修廣牙城。大公府有個術者前來遊說：“王若改舊城為新城，國家的命運只有一百年；如果填築西湖以修城，國家就會有一千年命運。諾國王您考慮。”錢鏐不客氣地回答：“我只想改舊為新，國運能有一百年，我也就心滿意足了。”後來，吳越國果真只存在了九九年。這個術者雖然言中了，但他主張填西湖，這種做法與風水一般觀念相矛盾，風水術是不主張填湖的。
後晉大臣王建立相信風水。他的先人墳在榆社，王臨終前對兒子說：“榆社之地，桑梓存焉，桑以養生，梓以送死。餘生為壽宮，刻銘石室，死當速葬，葬必從儉，違吾是言，非孝也。”為什麼王建立非要葬在此地呢?《舊五代史•王建立列傳》指出：“榆林其岡重複、松檜藹然，占者雲：‘後必出公侯’。故建立自為墓，恐子孫易之也。”
後晉時，並州人任延皓以術數自薦，高祖石敬瑭器重他，讓他擔任了殿中監。後來，魏王承訓死了，高祖請延皓擇葬地，不久，高祖也死了。有個人告訴朝廷，這是延皓擇地不吉，才造成重喪。繼位的晉出帝就流放了延皓，延皓在路上走時，市民村夫都向他擲瓦。
後周時，風水觀念中又滲進了陰曹地府等迷信內容。廣順元年（九五一），有個叫劉皞的官吏在京城中蓋了棗幢房子，晚上夢見鬼對他說：“您怎麼在我的墳上安床呀？我叫李五文，是陰曹鬼。”劉皞很驚奇地說：“都城內怎麼會有墳呢?”那鬼說：“您有所不知。這裏本是野外，後來擴城時，把此地圖進來了，您若不信，就掘地看一看吧！”劉皞試著挖地，豁然看見了地府，有華第、草木、墳墓等等。
唐代，風水觀念已流傳到西北敦煌，從莫高窟發現的文獻中，有《宅經》。這個《宅經》與現在流行的《黃帝宅經》有所不同，書中有“占宅者，見形勢氣色，草變遷移，禍福交並，吉凶代謝。占葬者，辨山崗善惡，營域征邪，鬼神安危，子孫隆絕。”這就把陰宅與陽宅區別開來了。敦煌文獻中又有託名于呂才的《諸雜推五姓明陽等宅圖經》，書中提出“陽宅福在南，德在西。“北有澤，南有高地，及林木茂盛，居其內，吉。”又有《陰陽書》，書中有鎮宅法，提出“凡人居宅處不利，有疾病、逃亡、耗財，以石九十斤，鎮鬼門上，大吉利。”可見，唐代西北有了很系統的風水觀念，風水觀念已經遍及到邊睡了。
宋代：風水術之盛行
宋代盛行風水術，出現了許多名師和要籍，我們在人物篇和文獻篇另有介紹。
宋代的皇帝，有的信風水，有的對風水持懷疑態度。
宋徽宗是一個很相信風水的皇帝。他原先沒有兒子，有個叫劉混康的術士告訴他：“京師西北隅地勢過低，如培築增高，當得多男之喜。”徽宗就命令大興土木，疊起岡阜，高約數仍，後來果然得了兒子。徽宗就更加相信風水術了，改築延福宮，又命靈素擇地，修建上清寶篆宮，勞民傷財，導致國庫空虛、國力下降，政權衰敗。他的寵臣蔡京也很相信風水，將其父葬在自認為很吉利的地方，後來還是全家被治罪了。
在宋徽宗之前，宋仁宗和宋神宗對風水都不感興趣，甚至持批判態度。《聞見後錄》記載，嘉桔年間，朝廷準備修東華門。太史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皇帝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勿怠。 宋神宗也不信風水。王安石變法，大辦水利，為了改良土壤，提倡把河流裏渾濁多沙的河水放到田裏沉積，稱作淤田。朝廷設立了淤田司，總領其事。當時，有些保守分子站出來反對，說淤田把人家祖墳都沖壞了，真是缺德。為了說服這些人，神宗派遣近臣到放淤的土地裏取回一些淤土，用手挖來挖去，還放在嘴裏嚼，覺得很滑膩。並對群臣說：“這些土，聯親自嘗過了，好得很，你們若不信，也來嘗嘗吧!”這一來，保守分子再也不敢反對淤田了。
宋仁宗時，翰林學士李諧曾論及當時世人的風水觀念。《該聞集》載其語：“大凡置器用之物，猶擇其地，況於親乎?蔔之者慮坎穴之下有湧泉伏石之類耳，非繞僥倖求福也。據陰陽家流，以地平坦為上，其次東南傾，西北高。傾則水順流而不擁，高則岡繞抱而不缺。斯大概也，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選地是為了求吉。沙陽人葉隆吉年輕時尋求陰宅葬父；一天，有個叫林理的入告訴他說距縣城五裏，有座羅源山，山有吉地，有詩為證：“臥龍欲騰頭角起，乃安龍頭案龍尾。申酉年中桂枝香，子孫折桂無窮已。”葉感到很驚奇，說本朝自來都是辰、戌、醜、未年為廷試，怎麼說申、酉年及第呢?林說是按五行推算的。後來，國家以寇難多事，廷試移到戌、申年，葉果然登科。他把這歸功於葬地選得好。
葬地的好壞，被認為與吉凶有關。宋人認為舊墳地不宜葬。錢希白《小說》記載宋初，錢文炳的妻子死了，炳從小精於相地術，就在報恩院側的松林中選得一穴，有個僧人告訴他這裏已有古聖賢葬于此，不可重新營葬。文炳不從，掘地發現數重石板，石中飛出一枚黑蜂對著文炳的右眉一螫，文炳頭腫如鬥，當晚身亡。據說，這是堯時由餘氏的墓，動不得的。宋人由這個傳說，推出幾聖賢舊墓，都不得觸動，否則有凶。
風水寶地不是時時都會對人施以福枯，這要等待機會。宋洪邁在《夷堅志》敘述葉丞相祖宅時說，仙游縣葉氏家族有一百多戶人家，都住在一個村子，此村有群山環侍，如屏如嶂紹興風水師羅正甫認為當出宰相，由於有山洪傾瀉，非要等待數年才有大貴。後來，葉子昂終於當了亟相。
風水寶地不是人人都可享受的，土地各有其主。《夷志堅》敘述陳魏公父墓說，福建莆田有一塊富民的葬地，富民葬此處，子孫都病了。有個風水師說，這塊地應當賣掉才會斷除病根。後來，富民按風水師的意見賣了地，子孫的病就好了，而買地的一家不僅不病，還當上了宰相，風水師說這是地得其主。
儘管如此，講究喪葬是民間很普遍的事情。《朱子家禮》說，老百姓死後，三月而葬，先把地形選擇好，再擇日開塋。 宋代很注重任宅建設。首先是外環境，宋人高似孫在《緯略•宅經》雲：“凡宅東下西高，富貴雄豪；前高後下，絕無門戶；後高前下，多足牛馬。凡地欲坦平，名曰梁土；後高前下，名曰晉土，居之並吉。西高東下，名曰魯土，居之富貴，當出賢人；前高後下，名曰楚土，居之凶；四面高，中央下，名曰衛土，居之先富後貧。”宋人袁采在《袁氏世範•治家》雲：“屋之周圍，須令有路，可以往來。”“居宅不可無鄰家，慮有火燭，無人救應；宅之四周，如無溪流，當為池井，慮有火燭，無水救應。”
其次是內環境，《吳興志•談志》記載宋代吳興郡治的房屋佈局是“大廳居中，譙門翼其前，卞蒼擁其後，清風、會景、銷暑婉蜒于左，有青龍象。明月一樓獨峙西南隅，為虎踞之形，合陰陽家說。”
住宅有良好的內外環境，有利於人頤養及治學。《歸潛志3卷十四記載金代劉祁自述其園居雲：“所居蓋其故宅之址，四面皆見山。若南山西岩，吾祖舊遊。東為柏山，代北名刹。西則玉泉、龍山，山西勝處。故朝嵐夕霓，千態萬狀。其雲煙吞吐，變化窗戶間。門外流水數支，每靜夜微風，有聲琅琅，使人神清不寐。劉子每居室中，焚香一炷，置筆硯褚墨幾上，書數卷，幅息嘯歌。起望山光，尋味道腴，為終日樂，雖弊衣惡食不知也。” 建房。有許多禁忌，應當選擇吉日，否則有災禍。《夷堅志》記載南宋洪熙元年（一一七四），鄱陽新安鄉民王五七造屋，有位叫思眼的風水師說用日不佳，犯了凶煞，不利於主人。王五七不聽，竟被摔死。老百姓一聽此事，都不敢犯煞了。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記載風水的文獻不是出自風水師之手，而是由很“正經”的學者撰寫。如高似孫、洪邁、袁采等人，他們根據積累的生活經驗，寫出了為民眾所贊同的治世要言，不是沒有道理的。
這裏，我們還要略帶一筆宋代的相地知識識。代的科技比較發達，地學知識也更加豐富。沈括撰有《夢溪筆談》，揭示了地勢高下、地區不同，則氣溫不同。還指出歷史海陸變遷的事實，論述了流水侵蝕地貌等問題。這些觀點，無疑更新了地學知識。
但是，人們對新知識並不能迅速接受，相反，仍然保存著一些迷信的觀念，如宋代周去非在《嶺外代答》記載廣西靈川縣的地下河水，說靈川江“古來出山外，；忽雷雨數日，神龍穿破山腹……今洞前山嘴，尚有故江跡存。”這種“龍穿山腹”的說法正是風水觀念在地學中的反映。
這些地理知識無疑為風水師所利用，才使得風水術不斷豐富，並得以傳播。
明清：風水術之氾濫
明代
明清地學，首屈一指當推《徐霞客遊記》。徐霞客一生好訪名山大川，他北抵晉冀，南盡粵桂，東至浙閩，西極黔滇。潘耒在為《徐霞客遊記》的序文介紹徐的遊歷時說：“其行不從官道，但有名勝，輒迂回屈曲以尋之；先審勢山脈如何去來，水脈如何分合；既得大勢，然後一丘一壑，支搜節討。登不必有經，
荒榛密管，無不穿也；涉不必有津，沖湍惡瀧，無不絕也。峰極危者，必躍而踞其巔；洞極邃者，必猿掛蛇行，窮其旁出之竇。途窮不憂，行誤不悔。限則寢樹石之間，饑則啖草木之實。不避風雨，不憚虎狼，不計程期，不求伴侶，以性靈遊，以軀命遊。亙古以來，一人而已！”徐霞客是一位前無古人的地理學家，也可以稱他為相地大師，他不是從事風水術性質的相地，而是科學意義的相地。他對岩溶、流水、地貌等問題作出了科學的解釋。他在楚地考察時，老百姓說麻葉洞中有“神龍”，徐不相信，親自“持束炬入”“蛇伏以進”，使洞外守視者大為驚歎。一九九○年九月在北京召開的“國際中國科學技術史學術討論會”上，楊文衡先生撰寫了《徐霞客的風水思想和活動》一文提交大會，說明學者們已經開始注意到“徐霞客與風水”這樣一個有意義的課題。
明末清初的考據學家在地學上也有貢獻。顧炎武撰寫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中有《地脈》《形勝》《風土》等篇目，對輿地山川作了有益的探討。他論述徐州地形時說：“徐州境內之山，自西南來，連絡東趨，以極於海。其河自西北至，縈洄南注，以達於淮；二洪齦齬。橫絕乎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襟帶江淮，上游雄視；枕聯河洛，萬塑為宗旨；昔人所稱東方一形勝焉，信不誣者矣。”顧炎武不相信風水術，但卻認定地形地勢確有上乘風水、他的論述為風水師們所利用。
談到明清相地，還有必要介紹明末吳江人計成撰寫的《園冶》一書。此書在清代268年間寂然無聞：直到日本造園界發現並推崇後，才引起國內學術界重視，奉為經典。《園冶》有三卷十篇，卷一有興造論、園說及相地、立基、屋宇、裝折四篇。卷二述欄杆。卷三有門窗、牆垣、鋪地、掇山、選石、借景六篇。計成主張“必先相地立基，然後定其間進。”他認為“相地合宜，構園得體。”《相地篇》分有山林地、城市地、村莊地、郊野地、傍宅地、江湖地共六目。提出相地要看水，“疏源之去由，察水之來歷”。但是，他與風水先生相地有很大區別，主張因地制宜，任其自然。園基應不拘方向，地勢自成高低，該圓就圓，該方就方，以成天然之趣。計成的相地理論是值得我們認真總結的。回過頭，讓我們來看看明代的風水術：
朱元璋建都金陵（南京），為都城的風水花了不少精力。金陵城外諸山，都面向城內，有朝拱之意。只是牛首山和太平門外的花山，背對城垣，獨無拱衛之意，朱元璋為此悵然不樂。傳說他命刑部帶著刑具，將牛首山痛打一百棍，又于形象如牛首處鑿石數孔，用鐵索鎖轉，使之形勢向內。又讓人在花山肆行采樵，不讓有翠微生色。朱元漳曾有意建都北平，認為北平依山憑眺，俯視中原。近接陝中堯、舜、周文之脈，遠樹控制邊外之威，較之金陵更加雄壯。但是，大臣們認為，元朝建都北平，地氣已盡。南京是興王本基，且宮殿已成，何必改圖，且古雲“在德不在險”，加上戰事還未最後結束，不要移都北平。朱元障這個出身于游方和尚的皇帝只好作罷。
後來，明成祖還是把都城遷到北京了。在營建北京的過程中，始終是按照風水觀念進行的。如天壇圓丘西北有座坐西朝東的齋宮，其朝向很特別，與傳統的坐北朝南不一樣。這是因為，當時的人認為，皇帝到天壇祭天，蒼天是父，皇帝是天子，兒子在父親面前不能坐北朝南(居尊)，否則違背了禮制。甚至齋宮的瓦都不能用黃色，而應用綠琉璃瓦，以示區別。永樂年間修的奉天殿、華蓋殿、謹身殿的三殿基座呈一“土”字形，體現了五行之中，土居中央的風水思想。
明成祖對風水術有偏好，他曾多次召見風水師。一次，風水師渠仲
當著他用量天度地之物，說某地卞有石如虎，成祖信以為真。他還派許多風水師為自己卜壽陵，有廖均卿、游朝宗、等到昌平縣，相得那裏的黃土山吉，成祖親自視察，改山名為天壽山。
明代民間普遍講究風水，以士人為重。《儒林外史》記載，范進的母親死後，範進請陰陽先生寫七單。當時的陰陽先生是專替喪家推算殮葬日辰，看風水，相地脈，替人家選擇吉日的職業術士。七單是記載死者入鹼時辰，觸犯禁例和七七日期的單子。為“謝風水”，範進花了不少銀子。陰陽先生說當年山向不利，只好把棺材擱在家裏不葬。終日打聽風水寶地，以圖得到吉祥的後果。
凡是風水寶地，人們爭相搶佔。湖北省武昌縣有座龍泉山，自西向東綿豆九公里，直抵梁子湖畔。此山有天馬行空的天馬峰，有橫空出世的玉屏峰，有群山排比的筆架峰；有幢幢蛔蓋的寶蓋峰，有高聳入雲的龍帳峰。明代的達官貴人都想佔據這塊寶地，勢力最大的要數朱元璋第六子朱幀，他被封為楚昭王，就藩武昌達五十四年。他常到靈泉山避暑，每每感歎：“惜乃陽宅，若為陰宅極佳。”於是派風水師勘定仙壤，在龍泉山找到了一塊“五龍捧聖”之地。可是，這塊地早在漢代時，高祖劉邦就已賜給舞陽侯樊噲，樊噲葬在天馬峰下。並且，唐代的江夏王李道宗、宰相李（石奚），元代宰相沈如筠都擠在這塊寶地“長眠”。怎麼辦？當時有個叫王化龍的風水先生私下在樊噲墓前的土中埋了一塊石碑，上刻“此處本是昭王地，暫借樊噲千餘年，今日時至期已滿，樊噲遷移到東邊。”後來，王化龍又裝神弄鬼，當著眾人推算某某地下有石碑，結果就挖出了那塊他私埋的石碑，人們以為天意，樊噲的後代也無話可說，只好把樊噲的棺槨向東移了數百步。朱楨死後就葬在樊哈“睡”過的地方，修建了坐北朝南的陵園。以後，又有九座王寢和二十五座王紀墓擠在這塊風水寶地。
明代，金（奚谷）縣令劉用寅看中了本縣晃氏九經堂遺址，臨終前令子買下，把用寅葬在旁邊，據說，用寅的後人因地蔭而登進士。民間將此事傳得很神。
明代傳奇人物劉基
劉基，字伯溫，青田（今浙江青田）人。元朝元統年間進士。朱元璋起兵，劉陳時務十八策，受到重用。明朝建立後，諸如科舉、刑法、樂禮等大典，劉參預製定。
《明史》有《劉基傳》，從中看不出劉在風水術方面的造詣，但是，民間卻流傳許多劉有關風水的故事。明人撰寫的《英烈傳》記載，朱元璋定都金陵，是劉基相的地；建造的宮殿，也是劉基相的地。劉基蔔築前湖為正殿基址，立樁水中，朱元璋嫌其逼窄，將樁移立後邊。劉基依此斷言：“如此亦好，但後來不免有遷都之舉。”明成祖後來果然遷了都，被劉基說中了，另外，《樂郊私語》記載劉基在海鹽縣與風水先生討論中國的龍脈，認為海鹽諸山是南龍盡處，是塊風水寶地，但只有周公、孔子這樣的聖人才可葬於此。
民間有劉基的《堪輿漫興》流傳，無序無跋，疑為後人托劉基之名而作。
劉基晚年不得意，與宰相胡惟庸不合，憂憤成疾，歸裏隱居，傳說被胡惟庸遣醫毒死。劉基在風水先生的眼中是一位神機妙算的宗師，是風水術歷史上里程碑似的人物。這樣一位“神”人，不知怎麼搞的，晚年竟然不走運，甚至被毒死，看來，風水是救不了人的。
劉基的思想有許多矛盾處。一方面，他相信天人感應，認為“人也者，天之子也”假於氣以生。他喜歡觀察天象，預測人事，推算前後八百年的事情。另一方面，他又有無神論傾向，認為世界的本原是氣，氣是物質。在《鬱離子》一書中，劉批判了鬼神觀念，揭露了迷信的欺騙性，指出“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蓍，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因此，對待劉基，我們應到具體分析，批判與肯定相結合，不可率爾否定之。
相地工具：表與土圭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匠要做好本職工作，必須有方便而有效的器具。相地也是這樣，沒有工具，就不能準確地測定方向。我國早在上古就用土圭測量方位，戰國時有了司南，漢代有了壬盤，宋代有了風水羅盤，明清還有量穴尺。土圭是用太陽光線測量方向，其他工具是利用指南針原理測量方向。郭璞《葬經》雲：“土圭測其方位，玉尺度其退爾。”可見，風水先生是交相使用這些工具。
測向工具，最早可追述到“表”。
殷商測量方向用“表”，根據太陽升降時的表影，就可以確定方向。甲骨文尚未發現“表”字，但用其他的方式表示。據溫少峰等《殷墟L辭研究》介紹，有“桌、甲、Ⅰ、Ⅱ、士”等字形表示。“桌”是樹立木竿以為箭靶，用為測影。“甲”即木柱上喘有交橫木，相當於後世的華表，可用來測影。“ⅠⅡ”表示立休，“士”像木棒插土之形，都可以用作觀察日影；
周代流行用土圭。
土圭是先哲用以測日影、正四時、測度土地的器具。《周禮》一書多次提到土圭，說周代設立了各種職官分掌土圭。管理土圭的是典瑞氏，“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使用土圭的分別是土方氏和匠人，“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卡以縣，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土圭的用途，《周禮》也有記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
土圭是怎樣運用呢？前面“匠人”條已有說明，但頗費解釋。“水地以縣”，就是平整一塊土地，作為水平面。“置勢以縣”，就是置一根木杆，“眼以景”，就是觀察木杆的影子。“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就是確立圓規，測量日出日入的影子。“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就是白天依據太陽的影子，晚上依據極星，以測定方位的正確性。
唐來人為《周禮》作注疏，對土圭的用途也作過說明：在夏至日畫漏半置土圭，審其南北；另立八尺之表，視其日影；表北得影若尺五寸，與土圭等，則為地中，可以建都。也用來測日至，如夏至日中，表影尺五寸；冬至日中，表影一丈三尺。
依上可見，土圭法就是在水準的地上立木杆，通過懸繩使 木杆垂直於地面，然後觀察日出日落時木杆的投影，當兩邊投 影與以木杆為圓心、柱長為半徑所畫的圓的兩交點連線，就是正東西方向。在不同的季節，要不同的掌握土圭，並且還要與 星星的位置相參照，以確立正確的方位。
土圭法至遲在商代就產生了。甲骨卜辭中有“立中”一詞， “中”，像一根杆子立在一塊地的中心，孫治讓在《墨子閑訪》雲：“立一為中，而量之四面同長則圜也。”日本學者貝家茂樹認為，“立中”是將一個附有遊的東西立在地面上的一種儀式。其狀如目，其所在地是一塊水準的口形或○形的地面之中心座標點，故曰中，其作用相當圭表測景的表；這是一種最簡單、最原始的儀器，通過它可以測時間、量方位、定出於午線。
土圭在周代是通用的儀器。《詩•定之方中》：“揆之以日，作于楚宮。”就是以木杆測定方向。
現在，在河南省登封縣有個觀象臺，傳說周公曾在此處測日影，定地中。觀象臺上有一塊石碑，稱石表，用以測日影。古人認為這裏就是地中，稱此處為“天地所合，四風所交；風雨所會，陰陽所和。”
清代
清王朝很重視修建陵墓的風水，本書另有專篇述及。此外，清朝對陽宅建築也是很講究的。如頤和園的排雲殿就是風水極佳之處。排雲殿的位置處於從佛香閣至“雲輝玉宇”牌樓中軸線的中間，有神物保枯，穩居其中，取太平吉祥之意。殿中大廈上寫著“蕃厘經緯”“永固鴻基”。殿名是根據風水術祖師郭璞的詩“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台”中的“排雲”二字命名。排雲殿傍山依水，背靠蒼翠的萬壽山，面朝碧綠的昆明湖。慈禧太后的六十、七十兩次慶壽都在此地舉行，豪華您淫無比。但是，如此上乘風水，終於沒有挽救大清王朝的衰敗。
清代修建陵墓，主要由司天監負責。墓修得好，有重賞；修得不好，處極刑。據《九朝東華錄》，康熙四年，朝廷指責司天監．湯若望等人沒看好山向、沒有選擇好日期，於是作出決定說：“其選擇榮親王葬期，湯若望等不用正五行，反用《洪範》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殺。事犯重大，擬欽天監正湯若望、刻漏科杜如預……等皆淩遲處決。……杜如預、楊宏量本當依擬處死，但念永陵、福陵、昭陵、孝陵風水皆伊等看定，曾經效力，亦著免死。”
清代民間也很講究風水。北方人修四合院，大門都開在院子正面的前左角，稱為青龍門。我們如果到北京市去考察，到處可以看到這樣的四合院。你能說這是迷信嗎?是科學嗎?你能強行居民改變這種結構嗎?不能，也不必要。風水先生稱這樣的結構為坎宅巽門，最吉利，住在這種院子裏的人在心理上很滿足，認為有無形的東西在保佑他們。實際上，他們的命運都不一樣，窮的、富的、破產的、發達的、死人的、多子的，並不是由院子的朝向所決定。
清代有許多關於風水方面的傳聞，從中可見當時的民眾習俗及心態。據《耳郵》卷四，清初，浙江諸暨縣有個叫陳紫衣的建房，特地到紹興城中請一個姓夏的風水先生勘卜地盤。先給他十塊洋錢，風水先生嫌錢少了，只好又追加了二百兩銀子，風水先生才認認真真地幫他選了塊好地。可見風水先生的敲詐和百姓對風水的追求。
清代的風水先生是很會唬弄人的。《耳郵》卷四記載，江西有個豪族的後代準備遷葬祖墳，打開墓穴，棺材已爛，陪葬的磁碗不知到哪兒去了了，屍骨也不見了。風水先生說，這就是碰上了所謂的“移屍地”，後來，在墓穴的西北角兩丈遠的地方，終於找到了屍骨和磁碗。風水先生對這種奇怪的現象不能進行科學解釋，就用神秘的語言“移屍地”搪塞，真是騙人有術，清代紀陶在《閱微草堂筆記》卷17記載，甘肅安定有窗戶人家，為爭墳山打了四、五十年官司，墳山有兩個墳墓，兩家都說是自己祖先的墳墓，每年拜祭時，雙方必定發生毆鬥，此事一直鬧到甘肅總督蔡西齋那裏、都無法解決。
清末民初，竊取國柄的袁世凱也很迷信風水。一九二七年，宵，個自稱佛隱的風水師在他撰寫的《風水講義》的序文中談到他為袁世凱看風水。說的是袁世凱一度受到清朝廷排斥，解職歸田。袁疑墓地有破敗，乃遍請著名風水師看墓，都說龍真穴的向水相合，富貴不可限量，說不出破綻之處佛隱風水帥收到袁的書信，也去看墓，認為墓地有朝有托、明堂寬廣，諸般貴器羅列，實是大貴之地。只是袁在穴的前後左右遍築牆垣，使“龍身受制、氣脈阻塞，不能發旺，反遭挫折。”袁世凱以為佛隱說得有理，命令工匠拆除了圍牆。過了三年，袁竟然出山當了民國元首。佛隱把袁的竊國之功歸於自己會看風水，大加吹噓。這個事情，可能是佛隱的杜撰，也可能確有其事。因為，象袁世凱這個滿腦袋封建迷信思想，又成天希望暴發的大野心家來說，是完全可能相信風水的。
在清末民初，也有一些風水方面的傳聞。如，國民政府移都南京後，北京出現謠言，說北京的國都數運已盡，北京只有三朝定都的運氣，證據是內城前三門的名稱，正陽門表示元胡末年的“至正”年號；崇文門表示明朝末年的“祟禎”年號；宣武門表示清朝末年的“宣統”年號。三門已盡，再不適宜建都了，這種以“前三門”的名稱附會都城“王氣”的謠言，使那些沒有歷史知識和科學知識的百姓信以為真。
資料來源：摘錄自互連網，謹供參攷。
